《黄州快哉亭记》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先写水势,再接笔叙写建亭之因是为了“览观江流之胜”。
《武昌九曲亭记》是先直接展现九曲亭址所在“有废亭焉”及四周景色,接着写天助人愿,苏轼修建九曲亭的心愿得到实现,自己也获得最大乐趣。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
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
他的为人一样。
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
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
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
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
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
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
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
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
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
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破坏。
《武昌九曲亭记》选自《栾城集》。它作于元丰五年(1082)。当时作者贬谪筠州,苏
轼贬谪黄州,政治遭遇不得志,但他们都并不消沉。这篇题记便是记述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由来,阐发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的游乐山水中自
有磊落胸怀和洒脱风度。显然,其中也寄托着作者自己的意绪。它的构思很有特色,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更突出苏轼的思想性格。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
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
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
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
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
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
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苏轼曾说苏辙文章“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
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书》)。本篇风格即如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