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学院授予泰戈尔诺贝尔奖的颁奖词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本学院的这一决定是十分明智的，因为接受这份荣誉的作家在“最近几年”写下了“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美的诗篇，这完全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的要求。本院本着公允的态度，经过殚思竭虑，确认他的诗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原则所提及的标准。本学院认为，我们毫无理由因为这位诗人在欧洲的知名度相对不高而有所犹豫，他的名字在欧洲尚未尽人皆知，乃是由于他的家乡远离欧洲之故。在本奖金创始人立下的遗嘱中有这么一段话：“在决定颁发该奖的过程中，不应该顾虑任何候选人的国籍，这是本人明确的希望和意愿。”由此看来，这种犹豫就更无理由了。
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即《颂歌集》，1912是一部宗教的颂诗集，这部作品使评委们尤为关注。自去年开始，这部作品已完全地、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虽然作者本人就文化教养和创作实践而言，他是一个印地语诗人，但他却给他的诗披上了新装，而这新装在形式与灵感的独立性上都同样完美。由于克服了语言的屏障，这使得那些在英格兰、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中对贵族文学抱有兴趣并予以重视的人士都能够接受和理解他的诗作。现在，各方面的赞誉纷至沓来，这些赞誉并非是由于读到他的孟加拉语的诗，也不是由于任何宗教派别的信仰，或是文学流派的偏好，或是任何党派的目的，而是由于他是英语言诗歌艺术的一位新的、令人钦佩的宗师；这种诗歌艺术至少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就始终伴随着英国人的文明而遍及天涯海角。他的诗一问世便立刻受到人们的热情的赞美，这些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它的完美性，就是指诗人将他自己本身的意念，同他借鉴而来的意念和谐地熔铸为一个整体；二是文体的韵律均衡，引用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把诗的阴柔情调与散文的阳刚力量融为合一”；三是他的措词严谨，或者说是用词典雅，以及在选词择字上和借助于另一种语言来作为表达思维的工具时那种趣味甚高的审美格调，简而言之，这些特征在原作中是固有的，然而在用另一种语言进行重新表达时，能依然神形皆备则尤为难能可贵。
这一评价用于第二部诗集《园丁集》1913也同样适当。在这部作品中，如作者本人所言，与其说他是在阐释他早期的灵感，倒不如说他是在重新熔铸。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人格的另一个侧面，当时，青春的爱情使幸福和烦恼在他心头上交替出现，他时而深陷于这种感情的泥淖中不能自拔，时而又被生命的浮沉盛衰给人带来的那种渴望与喜悦的感情所征服，但无论何时都可以隐约看见闪烁在一个更高境界中的点点星光。
泰戈尔散文故事集的英译本已出版，书名为《孟加拉生活一瞥》1913，虽然这些故事在形式上来看已不能说是纯粹属于作者本人的特色，因为译笔出于他人之手，但其内容足以证明他的多才多艺、他的观察事物范围之广泛，他的内心对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命运和遭遇的同情，以及在处理故事情节结构和发展方面的才华。
其后，泰戈尔又出版了两部作品，一部是诗集，描写了诗情画意的童年和家庭生活，并以象征的意义取名为《新月集》1913，另一部是讲演集，收集了他在英美各大学的一些演讲词，取名为《生活的实现》1913。这些讲演包含了他对人生旅途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循着这个途径，人可以获得一种信仰，在这种信仰之光的指引下，人才可能不致虚度年华。泰戈尔对于信仰与思想之关系的热切寻求，使他成为诗人中天赋出众的一位，其特点是思想极为深邃，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温馨的情感和善于比喻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语言。诚然，在富于想象力的文学领域中，很少有人在音域与色彩上能如此变化多端，并以相同的和谐与优美来表达种种不同的心境，从灵魂对永恒的渴望，一直到天真无邪的孩童在游戏时所激起的那种欢悦之情。
至于说到他的诗是否能被我们理解，那完全不用担心，尽管其中的某些异国情调会使人感到费解，但因为它的特征是充满了为全人类所理解的真正的人性，对此将来的人或许会比我们今天懂得更多。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我们是明确的，那就是：这位诗人的动机之一是在努力调和人类文明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状态乃是我们当今世界的特征，因此它构成了我们在当前这一时代的首要任务和面临的问题。我们从基督教徒在全世界范围传教时的那种不遗余力的努力之中，就可以把这项工作的内在真实性看得清清楚楚。在未来的时代，历史的探讨者们将会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如何评价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甚至看清那些眼下被遮掩住的东西，承认那些我们现在未能承认或不敢承认的东西。毫无疑问，他们会比我们目前在这方面所做的评价更高。我们应该感激这一举动，因为这使活水源头的汩汩清泉破土而出，诗歌尤其能从中汲取灵感，这些泉水可能会与异邦之溪流互相汇合，但你若想追溯这些溪流的真正源头，也许还得涉足一个深不可测的梦幻世界。更为特殊的是，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对许多地方的本土语言的复苏与更新形成了一个最初的、明确的冲击，它的必然结果是使本土语言得到发展，使其有能力孕育和维系自然的、活生生的诗的命脉。
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在印度起到了焕发活力的巨大影响，随着宗教的复兴，许多本土语言也开始使用于文字之中，因而使其在文学中也获得一席之地，并由此得到了巩固。然而，事实经常是这样的，当新的传统逐渐确立之后，这种新的压力又导致了本土语言的再度僵化。但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记录在案的宗教改革工作。上个世纪，在充满生命力的方言与古代的神圣语言争夺对新文学的控制权的斗争中，前者如果没有那些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传教士的有力支持，那么其过程与结果显然将会截然不同。
孟加拉是英属印度最早的一个省份，也是传教的先驱者凯里在许多年前作过不懈努力的地方，1861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就诞生在这里。泰戈尔是一位受尊敬的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已在许多方面充分证明了它所拥有的杰出的智慧和能力。泰戈尔的幼年与青年时期并不是生长在一个未开化的环境中，可以说这个环境并未阻碍他的世界观与生命观的形成。在这个家庭里，他们不仅有高度的艺术修养，而且对祖先的智慧与探讨精神深为敬重，并将祖辈留下的经文奉为传家之宝。在他的周围也蕴藏着一种新文学精神，让文学面向人民大众，使之接近于人们的生活需要。在印度叛乱的苦难冲突与混乱之后，在政府果断的改革中，这种新的精神获得了力量。
罗宾德拉纳特的父亲是一个宗教团体最热心的成员之一，也是其中的首领之一，罗宾德拉纳特本人至今仍属于这个团体的一员。这个团体名叫“梵社”，它不是古印度形式的教派，其宗旨并不是在提倡某个特殊的、超乎众神之上的神，并对此顶礼膜拜。这开创于19世纪初，创始人是一位开明的、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英国研究过基督教的教旨，并深受其影响。他致力于将自古沿传下来的印度传统赋以一种新的解释，并设法使这种解释跟他所领会的基督教精神相吻合。这个团体自创立以来，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就对真理的解释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从而使梵社分裂为许多独立的支派。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团体主要吸收那些高层次的知识界人士，因此大量追随这一信仰的普通民众自梵社创立之初便被拒之于门外。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团体的间接影响是相当大的，甚至在大众教育与大众文学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为了帮助这个团体的成员尽快成长，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花费了不少心血。对这些人来说，他仍是他们可敬的宗师与先知者。泰戈尔如此热切于做师长和学生，而这两者又如此和谐地合而为一，使他在他的宗教生活与文学生涯中都达到了一种深沉、虔诚和单纯的意境。
为了实现他终身的事业，泰戈尔努力用各种知识武装自己，他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非常熟悉，通过在国外的旅行和赴伦敦求学深造，他的学识得到了扩充，深厚的阅历使他变得更加成熟。青年时代，他陪伴着他的父亲在本国广泛旅行，甚至在遥远的喜玛拉雅山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开始用孟加拉语写作的时候还相当年少。他写过散文、抒情诗以及戏剧，他不仅描写了自己国家人民大众的生活，还在不同的著作中探讨过文学批评、哲学与社会学的种种问题。有一个时期，他曾中断过忙碌的活动，坐船漂浮在恒河支流的水面上，依照本民族的悠久传统，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过一段时间的隐遁的生活，进行一番深刻的反省。当他返回到日常生活中之后，他的声誉日益鹊起，在本国人民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个充满智慧而又虔诚纯洁的人杰。在孟加拉西部他创立了露天学校，他在芒果树下授课，许多青年学子受教后，忠心地将他的教诲传遍全国。他在英格兰与美国的文学圈子里做了一年多的荣誉客人，今年1913夏季又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宗教史会议。此后，他又重返故乡再度隐居的生活。
不论在什么地方，泰戈尔总是善于启迪人们的心灵，让他们接受他高深的教诲。在那些受教育者的眼里，他是福音的受惠者，是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这种福音传递给大家。这种福音来自东方的宝库，这个宝库的存在早已在我们的猜测之中。泰戈尔将自己近水楼台所获得的宝藏毫无保留地分施给人类，他把自己只看作是个传播的媒介，从不想以什么天才或发明家的身份在人们面前炫耀。西方世界对工作有一种盲目的崇拜，这是隔绝的城市生活的产物，而这种崇拜时时受到不安因素和竞争精神的刺激；西方人好征服自然，因为他们热衷于谋取利益，诚如泰戈尔所说：“仿佛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我们每想要一样东西，都必须从一种不愿意给予我们的、跟我们怀有敌意的安排中拧取出来一样”；西方人过的是一种匆忙的、疲于奔命的生活；与这些恰恰相反，泰戈尔向我们展示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印度辽阔的、平静的、奉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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