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于爱尔兰而用英文写作的作家，从17世纪末叶就不断出现。与信奉天主教的大多数爱尔兰居民不同，他们几乎全是新教徒，而且总是着眼于在伦敦文坛上获取声誉。这当中有不少重要人物，例如《格利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喜剧作家康格里夫和谢里丹，小说家斯特恩，政论家和美学家伯克，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哥尔德斯密斯，哲学家、散文家贝克莱，他们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斯威夫特更是整个英文文学中最犀利的讽刺作家，他在晚年回到爱尔兰以后用如椽的笔为爱尔兰人民仗义执言，在《布商的信》里揭发英国王室与投机商狼狈为奸用铸制劣币来剥削爱尔兰人民的罪恶，更在《一个温和的建议》里以献策为名，暴露爱尔兰上层人物对贫民的无比残酷，写下了讽刺文学的顶峰之作。
18世纪末年，法国革命震动了爱尔兰，其影响之一是抗英的武装活动增多。1798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联合起义之后不久，1803年又发生了罗伯特·艾密特领导的起义。文学上的表现是政治性谣曲的流行，它们用辛辣的文字嘲笑英国殖民当局，而歌颂了从伍尔夫·通直到艾密特的各时期的爱尔兰志士。
19世纪初年，玛丽亚·埃奇华斯（1768～1849）写了几部长篇小说，揭露了在外地逍遥的“不住地主”们带给爱尔兰农民的灾难。她的作品描写了凯尔特人的异域风光和乡村生活，在语言上也力求接近当地普通人民。后来司各特写苏格兰题材的历史小说时，自称受了她的影响。俄国的屠格涅夫也承认从她的小说汲取了灵感。稍后，威廉·卡尔顿（1794～1864）也在一系列长篇小说里写农村生活，画面更广阔，笔下有各种类型的人物，对于农民的苦难刻划得也更深刻。卡尔顿从来没有去过伦敦，也不希罕伦敦文坛的赞誉，而是以都柏林为向往的文化中心，以爱尔兰读者为写作对象。后来诗人叶芝称他为“爱尔兰最伟大的小说家，由于他有任何说故事的人都不曾有过的最富于凯尔特人特色的一双眼睛”。
诗歌方面的优秀作者有托马斯·莫尔（1779～1852），其代表作是《爱尔兰乐曲》（1820）。莫尔是拜伦的朋友，曾在伦敦学习法律，交往的大多是英国人士。但是在这本诗集里他的主题却是爱尔兰──她的历史、传说、古迹、风景、英雄人物，特别是在1803年起义失败后为英国当局处死的罗伯特·艾密特。莫尔的诗的韵律也有爱尔兰特色，即不用英文诗中传统的五音步轻重律，而用一种缓慢、拖曳的调子，这是后来爱尔兰许多诗人包括初期的叶芝也采用的。
19世纪后半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1846至1848年间的大灾荒，1848年的武装起义，1867年又一次未能实现的起义。爱尔兰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斗争时期。同时，对爱尔兰本土的神话、历史、风俗、语言也有了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研究，1893年盖尔学会的成立表明了这一点。到了世纪之末，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的最显著的成就是戏剧上的突破。19世纪90年代，两个爱尔兰人──伯纳·萧和王尔德──在伦敦剧坛上称雄。伯纳·萧（1856～1950）的闪耀着智慧的现实主义戏剧是对于世界戏剧的重要贡献，而王尔德（1854～1900）的《认真的重要》（1895）一剧至今仍然叫座，公认为完美的喜剧。在爱尔兰本土，一个重要的发展是阿贝戏院在1904年的建立。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和叶芝（1865～1939）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两人自己也写剧上演，同时致力于寻求新的爱尔兰天才，终于成功地发现了两个大剧作家，即辛格（1871～1909）和奥凯西（1880～1964）。阿贝戏院提倡一种不同于伦敦商业剧院所常见的庸俗的社会喜剧的新戏剧，它主要发掘爱尔兰题材，而在戏剧语言上则力求鲜明、朴素而高尚。这样的语言叶芝求之于诗，奥凯西求之于都柏林的贫民区，辛格则深入农村，得之于厨房里妇女的谈吐。过去的爱尔兰剧作家如康格里夫、谢里丹等用的是伦敦上层社会所讲的英语，没有多少爱尔兰色彩，这些阿贝戏院的剧作家则虽然写的是英语，但在措词、使用比喻甚至句子结构上都体现了爱尔兰特点。换言之，就在爱尔兰的英文写作中，本土传统的影响（包括盖尔语的影响）也是深刻的，这一点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尤为显著。
辛格的杰作是《骑马下海人》（1904）和《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他运用纯朴然而经过提炼的乡村方言，抒写了爱尔兰普通人民的充满了悲喜剧的生活。由于他如实反映了爱尔兰人的性格，他的剧本冒犯了一部分观众的自尊心。然而正是他的现实感，加上他的诗情和想象力，给予他的作品以永久价值，至今仍有人称他为爱尔兰最伟大的戏剧家。奥凯西是一个干过各种体力活的工人，他用都柏林的穷巷方言写1916年起义和巷战等当代大事，在《朱诺和孔雀》（1924）和《犁和星》（1926）等剧里创造了许多真实、生动的人物，如坚强能干的工人家庭的母亲和饶舌而不中用的父亲。辛格早死，奥凯西则在初期的成功之后，经过一个试验表现主义手法的中间阶段，进到依然丰产的后期，除了剧本之外，还写出了6卷自传，用新颖的形式和犀利的文笔记录了一个信仰***产主义的工人作家的一生。
文艺复兴的中心人物是叶芝。他的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剧本《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在舞台上取得了成功，后来又进行了诗剧和日本古典剧的试验，但是他的主要贡献却在诗歌。他经历了一个从19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的发展，每个时期都写了好诗，而最优秀的作品则是在他参加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写的。正是这一运动，特别是1916年复活节的英勇起义，使他感到“一切变了，完全变了，惊人的美已经产生”。到晚年他仍然写出优秀作品，吸收了现代派的某些优点，而又去其芜琐，比初期更见精粹深刻，虽然思想上有神秘主义、贵族主义的成分，依然是20世纪西方世界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在小说方面，曾以自然主义小说《伊斯特·沃特斯》（1894）鸣世的乔治·莫尔（1852～1933）也是文艺复兴中的活跃人物。但是真正把小说艺术推向前去的则是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他原是写实能手，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显示了他的精湛的现实主义艺术，而等到他来写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他又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新手法，把都柏林城24小时内一俗一雅的两个男人和一个爱好欢乐的女人的感情生活描绘得细致、深刻，而隐含的古今对比则强调了在粗糙、庸俗的现代生活里面，古希腊那种恢宏、高尚的情操早已荡然无存。
人民的斗争取得了成果，爱尔兰在1921年成为自由邦。1937年又通过新宪法，宣告自身为“独立、民主的主权国家”。独立以来，英文文学继续发展。上述叶芝、奥凯西、乔伊斯等人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都是独立后出版的。戏剧依然兴旺。丹尼斯·詹斯顿（1901～ ）的《老太太说“不！”》表达了一部分人对于独立后政治局势的幻灭感，而他的《黄河之月》则探讨了文化传统与技术进展之间的矛盾。进入50年代，又出现了塞缪尔·贝克特（1906～ ）和勃兰登·比汉（1923～1964）两个颇有新意的剧作家。比汉引进了新的题材，例如他的《怪人》（1954）一剧就是通过囚人的眼光来看牢狱生活的。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法文本，1952）揭开了西方戏剧史上的新页，不只是因为他写了表现人生的荒诞的“荒诞派剧本”，还因为他有才能使这类没有通常的有趣情节、连对话也不多的剧本取得舞台上的成功。
贝克特同时也是一个有特色的小说家。而就小说而言，独立后的爱尔兰也是名家辈出，特别是在短篇小说这一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写好的领域内。莱姆·奥弗莱尔蒂、弗兰克·奥康诺、肖恩·奥费林全是此中能手，此外还有女作家玛丽·拉文和伊丽莎白·包恩等也都留下了卓越的作品。他们的***同努力使得爱尔兰短篇小说足以与法、俄、美三国并列，成为在这一文学形式中最有造诣的代表者之一。这些作家大多也写长篇小说，其中有不少佳作。又出现许多后起之秀，例如埃特娜·奥勃赖恩、约翰·麦克盖恩、克文·凯西等人，在题材和技巧上都有新的建树。
在诗歌方面，继叶芝的巨大成就之后，仍然吟唱者不绝。先有20、30年代的奥斯丁·克拉克（1896～1974），中间有40年代的帕特里克·凯弗纳（1904～1967）和主要在英国写作的路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后有60年代的托马斯·金塞拉（1928～ ），都写下了卓越的诗篇。其中凯弗纳的《大饥》（1942）和金塞拉的《夜行者》（1968）都传诵一时。金塞拉用英文翻译的古爱尔兰的史诗《夺牛长征记》也是一大成就。从60年代起，又有青年诗人西默斯·希尼（1939～）崛起于北爱尔兰，然而他不写城市和工业社会，而用鲜明、不落俗套的朴素语言写普通农村景物和坚强的劳动者，这样诗也就回到了永恒的爱尔兰。
在中国，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引起过人们的注意。20世纪20年代，鲁迅从日文译了一篇有关爱尔兰文学的文章（载《奔流》2卷2期），郭沫若译了辛格的 6个剧本（包括《西域的健儿》即《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和《骑马下海人》），茅盾写了《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的论文（载《东方杂志》17卷 6号）。中国新文学的三个巨匠都同爱尔兰文学有过因缘。格雷戈里夫人的独幕剧《月出》（1907）不仅成为中国学习英语的学生经常业余演出的节目，而且曾经改编为中国话剧《三江好》多次上演，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起过鼓舞斗志的作用。奥凯西的名剧《朱诺和孔雀》也曾由章泯改编为话剧《醉生梦死》，在30年代演出于上海，取得成功。
解放以后，奥凯西的剧本《星儿变红了》和自传的第1卷《我敲门》（1939）、第4卷《英尼希法伦，再见！》（1949）的一部分，叶芝的剧本《心愿之乡》和若干最重要的诗篇，都译成了中文。中国的研究者评介了奥凯西的6卷自传，称之为“第一流的传记文学”；另有文章论述了叶芝的诗和乔伊斯的小说。这些都说明中国读者对于爱尔兰文学的了解范围在逐渐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