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当小说成为“一种俗物”
“只有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事件：文学的死亡。”这是批评家朱大可对当代文学的态度。这并不新鲜，几年前葛红兵就为中国文学写过悼词。此种宣布“……死亡”的做法并非中国人首创,我们能轻而易举地联想到西方的尼采和福柯。他们确实很偏激，但我不认为他们是在作秀或哗众取宠，而更愿意相信他们的真诚。如果我们愿意在这种决绝的语气中循着说话者锐利的目光走进话语背后去作一番细致的考察和探求，或许会多一些对他们的理解。无论如何，在一个精神逐渐萎靡而沉寂的时代，有几道响亮的喊声并非坏事。
当下，文学的边缘化已是一个被反复咀嚼得快要发臭的老话题了。我的一个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朋友，在深入地研读了陀思托耶夫斯基后对我说：“读了托氏的作品，我对当代文学彻底没了信心，但对文学本身又重拾信心。”此话深得我意。当“伤痕”、“寻根”、“反思”、“改革”等一系列喧嚣过后，文学的“军队化”又蔚然成风。一时间，“陕军”、“湘军”、“晋军”、“昭通军”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杂牌军，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颇为壮观。而地方政府则担任了后勤工作，并为之摇旗呐喊。兵戈交接中，我们却看到文学像一个被吓得面色苍白的孩子躲在墙角里偷偷啜泣。确实，中国新文学还只是一个孩子，对待一个孩子，或许我们应该多一些宽容。需要更多的认真与努力，思考与坚守。
不过，这种努力与坚守容易被误解成纯数量上的增加。文学创造毕竟不是生产劳动。可是许多作家“笔耕不辍”，把文学当成力气活，匠气十足地推出了一部又一部文字垃圾。这让人想起王小波说过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勤奋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那么，文学应该是怎样的？这是每个写作者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写作者对文学的理解和他的作品质量是紧密相关的。王祥夫先生作为一个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严肃而认真的作家，他对文学自然也有他自己的独特的理解。下面就结合先生的几篇近作谈几点看法。
反 映
王祥夫先生认为：“小说注定是要反映社会的。”他的《找事》和《伤害》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观点。《找事》里王小安被聘和被解聘都是因为一颗牙齿，被聘是因为真牙被跌落，被解聘是因为假牙落在了客人的汤里。《伤害》里的董老师因为女儿的化验单上的血型而把妻子和女儿撵出家们，最后却发现是化验出错。两个故事都 “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主题。这类事情在现实社会中不胜枚举，也极为平常，更谈不上什么悲剧。然而，这样的小说能给我们什么呢？精神的愉悦？心灵的慰藉？灵魂的净化？诗意的享受？还是阅读的快感？我似乎都看不到，《找事》里王小安的假门牙掉在客人的汤里是一个关键情节，而他居然连什么时候掉的都不知道！真是匪夷所思。这连最基本的艺术真实都成了问题。《伤害》则题材陈旧，技巧拙劣，结尾处貌似“欧亨利笔法”，却雕凿之味十足，像极了一篇中学生的习作。
本就琐碎的现实生活不需要复制。种种社会主题背后的一系列概念化事件虽然具有某种普遍化的典型特征。但他们的烦恼也只是早已为大众所熟知的概念化的烦恼。并非源于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更谈不上灵魂对于存在终极价值的反思。然而，对存在的追问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作家对现实世界只是“反映”的话，那么，现代媒体会做得更好。
加缪曾说“作家和哲学家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永远是：人何以不自杀？”文学的重心应是对“不在场”的揭示和显现，给人类一个生活值得过的理由。
语 言
读王祥夫先生的这两篇小说就像在听人拉家常。在整个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想像力是被闲置的。当然，作者有他的道理，叫做“平顺”、“家常”。在这样的理由下，作者把汉语的美感和诗意大方地弃而不顾。于是出现下面的叙述也就不足为怪了：
怎么说，为了当饭店服务员，怎么说，掉了一颗牙，怎么说，破了相，从此即使再镶上牙，也没有他原来的那么结实……
口语、太口语了；口水、太口水了。 “怎么说”或“怎么说呢”遍布全文，至少我是无法忍受的。作者在“和顺”、“家常”的掩盖下完全混淆了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整个文本都失去了张力和弹性。
不过，作者可能对此毫不理会，因为他认为“小说就是故事”就是“俗物”。可是为什么大家不专门去读《故事会》呢？如果小说就是一种“俗物”，现实中的“俗物”还不够多吗？要小说何用？
当小说成为“一种俗物”，小说可以休矣；当文学成为“一种俗物”，文学可以休矣。
体 验
相比之下，我倒喜欢《晚上》这篇长长的散文。——尽管还是有“他的鼻子真大，秃头上也冒汗了。他的秃头真秃。”这样干瘪的句子。
同是写日常生活，在这篇散文里我读到了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文章笔触细腻而生动。作家的怪癖、话剧演员的笑话、出家人隐秘的欲望，还有风雨雷电、昆虫柳叶，写得活色生香，极为酣畅。有时作者打开记忆的门扉，回到自我或集体的历史中。让记忆中的场景伴着怀念的温情一一浮现。而那几朋友席地而坐的夜谈，狂风之夜的惊惧，潇潇雨夜的诗意写得极为真切，极富质感，让人如临其境。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些体验是极为珍贵的。
文章的结尾触到了作者内心的隐痛，那是一种徘徊于乡村与城市，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不安与矛盾。惜失之过简。
(2006-7-6)
其二：
在时光的碎片中逼近存在
——柳宗宣诗歌《上邮局》及其余作印象
在岁月的无涯的荒野里，生命只是一堆碎片，于人于己皆然。
多年前的一天，我在自己粗糙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这句话：“我可以不伟大，但绝不能平庸。”直到今天，当我在生活的泥沼里经历了许多次异常艰难的跋涉并感到那股把我拖曳着滑向平庸的难以抗拒的力时，我才意识到彼时的我是多么的狂妄！
然而，那个年少轻狂的我早已远去。在与平庸的一次次搏斗中，剩下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生命体验。而只有向着远方永不停歇地进发是人的生命的永恒的存在方式。“生活在别处。”——兰波如是说，刘宗宣如是说。
作家刘宗宣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时光的通道，他以一个诗人独到而细腻的笔触将遗失在岁月中的生命岁片捡拾并重新组合，由此我们得以窥视最本真的生命存在。
在其诗歌中，我惊叹于作者对那些极为细微而珍贵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发现和书写。如地铁列车里一个女人的小睡，许多年前那棉花的香气或朋友走后留下的刚用过的茶杯。从这些细微的片段出发，那些平常的体验顿时鲜活了起来，让人留恋忘返，久久回味于其中。穿过这样的场景，生命的栖居本性得以出场。
这同时也体现在他的散文作品中。《道路或还乡》里，作者在道路上体验生命存在，作者打破时间的限制，让不同年龄阶段的“他”纷纷出场。出走和回归只是一种状态，人永远“在路上”。漂泊的途中，人备尝艰辛，而只有这样，人才能领悟生命与大地的丰盈，才能接近万物的本性，也才能体会到爱的艰难与厚重。无疑，这是荷尔德林以来，有关还乡主题的又一次诗意书写。
这里重点说一说《上邮局》一诗。这是一首真正能打动我的诗。
“一切之书，吾爱以血书者。”——这是尼采的阅读取向。我深以为然。从“非非”、“撒娇”到“下半身” ，这是个众声喧哗、口水横飞、群魔乱舞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在面对文字的时候就少了一份必要的敬畏。因而，我对那些用心、用血甚至用生命写作的人也就抱有一种格外的敬意。我想，刘宗宣先生应是其中极为严肃的一个。
这首诗开始于生活场景的一个瞬间。不过，这里的生活瞬间只是全诗得以发生的一个契机而已，是一种策略性的事件。上邮局寄信，这是生活中的一个平常的片段，从这里切入以后，诗人便开始了有关“父亲”的叙述；在《棉花的香气》里，有关一个女人的叙述在两个人的谈话中开始；《空杯子》则是从一只杯子开始对一个朋友的叙述。
在众多有关日常经验的诗歌叙述中，本诗是成功的。其结构精美而完整，语言质朴无华、铅华洗净。
这是一首与死亡有关的诗歌。死亡作为一个生命过程的结束，是有关于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诗人当然有他的思考。在其小说《离开》里，那个梳着一个“汉奸”式的发型的学生关先进所在的学校是为人们所忽视的，而他又为老师们所忽视。他是一个同学们眼里的“坏学生”，他只有在非正常死亡之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谁为他的死亡负责？一个鲜活的生命和五斤骨灰外加两万元人民币如何等值？这成了“我”往后的日子里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在尸体停留过的校园花圃小道上的每一次停留和沉思，是对生命的无言的追问。
这首诗由与父亲有关的数个片段组成：“你是不堪忍受才用一根麻绳/把你与我们隔离。”死因居然是因为“我们穷，拿不出钱把你送进/大医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死/无可奈何。你自己把自己解决掉了。”作者的叙述语言是接近零度的冰冷，就像无钱医治的父亲自杀的现实一样冰冷。在医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人的痛苦结束于一根麻绳！诗人把所有的悲伤冰冻到平静得近乎冷酷的语言里。接下来写了父亲尸体的臭味，嫂子的嘴歪。并把这些归因于“不孝儿子”。这是“我” 内心的隐痛，一种面对生命悲剧的深沉的无奈。
对于“父亲”，我是不能忘怀的。然而“有时我回忆不出你的什么往事/你活着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所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得上‘天花’”，也不知道“那个女知青/怎么认你做她的干爹？”只知道“你像柳敬亭一样爱说书。”
这种不动声色的诉说是饱含深情的。诗人无法获得一个父亲的完整形象，他碰到的是一堆碎片，是这些碎片组成了父亲的形象。
时光中，一个个生命匆匆消逝。而诗人不甘于沉默，要去追问它的存在，在零乱的碎片中穿行着，因为为生存作证，是诗人的职责。这样，《棉花的香气》里的初恋少女才成了爱的源头和永恒的归宿：“你是我青春的一部分。我在你老去的身体里窥见忧伤的爱。”
诗歌的结尾说到了另一人：“柳宗新半身瘫痪了。/你悬在梁上是他把你救下来。/前些日子我去看过他/为他卖掉三百斤菜油，给他零花钱/”。 “柳宗新”又何尝不是“父亲”的一个影子呢？还有 “我”：“单位快死了，我就要到异地/讨生活，在往邮局的路上/你不停地在我体内跟我说话：/以前你是我的对立面，与我隔得很远；/现在，你就在我的身体里……”在“父亲”、 “柳宗新”和“我”之间，我看到某种一致性，即生存境遇的惊人相似。原本是“父亲”一个人的悲剧，到这里具有了普遍性。这才是诗人真正想说的。
诗人曾激烈赞赏过高更从平庸舒适的生活中走出来实践自己的艺术，赞赏杜尚一任生命个性无拘无束的从容与洒脱。正是这种对生命存在的沉思和追问，生命才在另一层次上呈现出了它的多姿色彩。
作者曾经说过：“绝望后开始的写作，是为了让自己再一次活下来。没有自由的个人的叙事，生命气息是灰蒙蒙的，我写作，讲述一个飘荡生命的叹息或想象。”这是一声沉重的叹息，他以叹息的方式，在时光的碎片中，逼近了最本真的生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