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本家人小聚餐,座中,我大妹妹向我四叔提到了她小时候的一件事儿。
“四叔,你还记得不?有一回,我从杀猪场墙头上拔玻璃碴,手一滑,割流血了。正好你走到那,看见我正捧着手哭,急忙把我从墙头上抱下来,对我说:‘咱不拔啦,咱回家!’那时候,玻璃碴也能卖钱。”
我大妹妹说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事儿。当时,她大概也就上小学一二年级。那时候,家里穷,为了不饿肚子,全家人都得为糊口出力,七八岁的小女孩儿也不例外。
我大妹妹1963年出生,二妹妹1965年出生。她们俩上了小学之后,下午放了学,姊妹俩经常一前一后,擓个小篮子,就出去了。等回到家里,篮子里总不空着,要么是玻璃碴,积攒多了,可以卖钱;要么是从煤渣堆里拣的没有完全燃烧的煤核,可以放进灶里,和新煤掺和一起,进行二次燃烧;要么,是从地里拣的麦穗头、豆棵、小玉米棒、小红薯头或者花生角。最不济,装满一篮子柴火。有时候,篮子装得柴火多了,只看见两个篮子移动,几乎看不见两个小人了。
当时,广播喇叭里整天播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一句话,听得我们耳朵里都起了茧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俩妹妹,早当家倒不至于,早早就勤劳持家,却是真真切切的。
我家搬到东关外之后,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姊妹俩拣煤核回来,两双小手黑乎乎,脸上也横七竖八,一片片的`黑煤灰印迹。
娘看见了,总是急忙说:“饿了吧?快洗脸洗手去,洗罢喽,赶紧吃饭。”
心里的疼爱,都包容在简洁的叮咛里。
“咣咣咣!”
这声音,是我轮动大铁锤敲击铁砧的声音。
“叮当叮当!”
这声音,是我二哥手拿小铁锤,敲击铁砧上的圆钢条的声音。
我们哥俩在打铁,制作铁扒钉——我们这里方言叫扒锯——过去建土木房时用来连接和固定房梁、檩条和椽子用的,一根圆钢条,七八厘米左右直径,两头弯成直角,再把顶端锻造成锥形。
我哥俩打铁制作扒钉的时候,我应该是在化肥厂当工人;我二哥在大队副业组,和两个老头合开一个铁器维修和加工门市,维修自行车,加工简单的铁器。
当时,我大概还没结婚,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八小时之后,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另外干些活儿。我二哥,在大队副业组学会了简单的铁器锻造技术,他接到一单扒锯订货,就想在自己家里锻造。原因很明显,这样,可以为家里增加经济收入。
火炉自己盘的,大铁锤、钢锯、铁砧和铁钎是从别人家里借的。托人买了一批圆钢,按要求用钢锯截成一段段。然后,烧旺火炉,将圆钢条烧红了,在铁砧上用大锤和小锤敲打,先将圆钢条两端敲打成锥形,然后用力拗弯,拗到大约直角的角度,就可以了。
除了简单的技术,这确实是个力气活儿。
用钢锯锯钢条,本就不是个省力活儿。钢锯是极普通的尺把长的钢锯,锯条也极细,两手按着钢锯两端,用力地来回锯,“吭哧吭哧!”锯一个截口,没有十几分钟下不来。几百段钢条锯下来,得多大功夫啊!
十几斤的大铁锤,用力抡圆了,再重重落下,一抡就得几个小时,那个累啊,真是腰酸胳膊疼!
但是,我们哥俩却并不以为苦,反而异常快乐,因为我们是在出力赚钱,是在靠我们的力气努力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所以,那“咣咣咣!”和“叮当叮当!”的击打声,在我们听来,就像美妙悦耳的交响乐。
后来,“四人帮”倒台以后,斗争观念逐渐淡薄,经济上的管控放松了,一些老百姓开始在家里偷偷搞副业,也不再被当做“资产阶级尾巴”割掉。一般老百姓,想改变拮据生活,只要多动脑筋,勤快,就行。我哥俩也顺应时代潮流,在家里干了些副业活儿。
除了打铁,我和二哥,还有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王大哥——他是县电器厂的技术骨干,在家里搞过电焊,为机关里焊值班用的铁床。因为我学过焊工技术,自然就成了主要的技术骨干。王大哥和我二哥下好料,我管焊接。在焊花闪耀之中,一大堆钢管和角铁被焊接成一张张床,一张张床换来一张张钞票。
还有几次,我们曾经在院子里挖个大坑,大坑里放进焦炭,燃起熊熊大火,大火上面,坐着一个坩埚,坩埚里放进铜料,铜料烧成液体状,又加进一些锡料,混合一起,烧到合适的状态,端出坩埚,往预制好的模坯里浇铸,浇铸成铜套——轴承的粗坯。技术师傅,一个是我王大哥,另一个是电器厂里技术更高的老师傅——七级工赵叔。我们弟兄俩,干些重体力活,烧火,浇铸,除砂。半成品出来了,卖出去,也一样赚了钱。
当然,这样一来,家庭生活就改善了许多。
恢复高考之后,我考上了专科学校,上学放假期间,偶尔还拉着架车给人家运送货物,挣点儿运费。有一次,在某仓库取货,里面的保管员是我过去在化肥厂的同事,她问我:“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怎么还干这个?”
言外之意,当了大学生,就不能再干让人瞧不起的力气活了。
我笑答:“不就是想挣点儿钱吗?”
这大概就是穷则思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