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布尔传略(王光)
1823年12月22日，法布尔降生在法国南部阿韦龙省圣雷翁村一户农民家中。其父安杜瓦纳·法布尔能言善辩，好打抱不平；其母维克陶尔·萨尔格性情温顺，和蔼可亲。但他们是个山乡穷户。
法布尔四岁左右，父母送他到祖母家生活，暂时减轻家庭衣食负担。天真的孩子爱上了祖母家的白鹅、牛犊和绵羊，迷上了户外大自然中的花草虫鸟。
长到七岁，父母接他回家，送他进了村里的小学。校舍条件极其简陋，一间正规房间，一间房顶阁楼。正规房间既当教室，又作厨房、饭堂和睡房，门外就是鸡窝猪圈。老师虽有责任心，却经常无法正常教书，因为他还兼任着本村的剃头匠、旧城堡管理员、敲钟人、唱诗班成员和时钟维修工。
初入学堂，法布尔很不适应，26个法文字母让他花了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但小法布尔求知欲望格外强烈。他常有机会跑到乡间野外，每次回来，兜里装满了蜗牛、贝壳、蘑菇或其他植物、虫类。
大人一心向往城市生活。法布尔十岁时，小学还没读完，只好随全家迁到本省的罗德茨市去住。父母在那里开了个小咖啡馆，同时安排酷爱学习的小法布尔去罗德茨中学，只随班听课，不在校食宿。这期间，为交足学费，法布尔每逢星期日便去教堂，为弥撒活动做些服务工作，挣回少许酬金。整个中学阶段，法布尔家为生计所迫，几度迁居，又先后在上加龙省的图卢兹市和埃罗纳省的蒙彼利埃市落脚。少年法布尔不得不出门做工谋生，致使中学无法正常读下来。他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强记勤问。到了15岁那一年，他只身报考沃克吕兹省阿维尼翁市的师范学校，结果被正式录取。
从阿维尼翁师范学校毕业后，法布尔谋得同省卡庞特拉中学初中教员职位，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学教师生涯。
起初，他教数学。一次带学生上户外几何课，忽然在石块上发现了垒筑蜂和蜂窝，被城市生活禁锢了八九年的“虫心”突然焕发。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到一本昆虫学著作，细读之后，一种抑制不住的强大动力萌生了，他立志要做一个为虫子书写历史的人。那一年他不足19岁。
研究昆虫的决心下定了，但维持生存的职业是教书，法布尔仍须为现实问题苦斗。他先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会考，拿到高中毕业资格的业士证书。以后又坚持业余自修，通过各门考试，取得大学资格的物理数学学士学位。24岁的法布尔，由政府教育部门调派到科西嘉岛，担任阿雅克修市中学的教员。他一面努力任教，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做动植物观察记录。四年后，他被调回阿维尼翁市，担任中学教员。他心目中有个理想：有朝一日能在大学讲课。
两年后，法布尔仍靠自学，取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又过一年，31岁的法布尔以两篇优秀学术论文的实力，一举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两篇论文的题目分别是：《关于兰科植物节结的研究》和《关于再生器官的解剖学研究及多足纲动物发育的研究》。就在同一年，他在《自然科学年鉴》发表了长期积累的成果——《节腹泥蜂习俗观察记》。《观察记》博得广泛赞赏，法布尔出色的观察才能令人折服，人们公认他不仅纠正了以往权威学者的错误，弥补了前人的疏漏，而且阐发了独到的见解。法布尔的昆虫学文章，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34岁那一年，他发表了关于鞘翅昆虫过变态问题的研究成果，学术质量之精、理论意义之大，令同行刮目相看。法兰西研究院向他颁发了实验生理学奖金，肯定他在活态昆虫上的研究具有不同于昆虫结构解剖学的价值。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格外关注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待1859年《物种起源》问世时人们读到，达尔文称他是“难以效法的观察家”。
博学的法布尔老师，又发现一种从茜草中提取红色染素的工艺，当地政府准备采用他的技术。可是没想到，经过数年周折，工厂主最终建造的是一个人工合成茜红色染料的车间，没有实现他想利用茜草自然资源的“工业化学梦”。这期间，帝国教育部曾以杰出教师的名义为他授勋，主要表彰他在教师岗位上也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他为此还受到拿破仑三世几分钟的接见。放弃化工计划后，为实施教育部长教学改革方案，增设自然课内容，法布尔给女大学生不定期作了一些讲座，听课者越来越多。出于保守、偏见和妒嫉，一群有身份的政界、教育界人物无端指责他是“具有颠覆性的危险人物”，宗教界顽固派攻击他“当着姑娘的面讲植物两性繁殖”。最后由房东出面，强令法布尔全家搬走。法布尔决定离开阿维尼翁这座城市，决心今后再也不想登什么大学讲台。这一年是1870年，法布尔已经46岁。
法布尔携妻室子女进入沃克吕兹省境内，在奥朗日市找到一处安身的家。先丢了饭碗，再花销路费，生活没了着落。一向腼腆的法布尔破天荒开口“求钱”，向只有几面之交的英国著名哲学家密尔(旧译“穆勒”)诉苦，这位英国朋友几年来在阿维尼翁侨居。密尔先生慷慨解囊，法布尔一家度过难关。此后五年间，法布尔主要以撰写自然科学知识读物为生，他的卓越文才开始显露出来。他出版了不少读本，其中包括《天空》《大地》《植物》等讲解性作品，也包括《保尔大叔谈害虫》这样的系列故事性作品。
1875年，长期思考后，法布尔决定远离城市喧嚣，加紧实现整理旧资料、开展新研究的昆虫学工作计划。他带领家人，迁往乡间小镇塞里尼昂。小镇各方面条件较差，甚至没有像样的学校。他鼓励小儿子：在这里能锻炼出强壮的身体和强健的头脑，比在故纸堆里更能发现美和真。经过四年努力，整理二十余年资料而写成的《昆虫记》第一卷，于1879年问世。
1880年，法布尔的宿愿终于实现：他用积攒的一小笔钱，在小镇附近购得一处坐落在生荒地上的老旧民宅，进一步研究活虫子的计划即将变成现实。他精神舒畅，用当地普罗旺斯语给这处居所取了个风趣的雅号——荒石园。年复一年，荒石园主人穿着农民的粗呢子外套，吃着普通老百姓的清汤淡饭，尖镐平铲刨挖，于是，花草争妍，灌木成丛，一座百虫乐园建好了。他守着心爱的荒石园，开足生命的马力，不知疲倦地从事独具特色的昆虫学研究，把劳动成果写进一卷又一卷的《昆虫记》。他就是这样，孤独、欢欣、清苦、平静地度过了35年余生。
《昆虫记》是以大量科学报告材料和文学气质艰苦写成的巨著，文体基本为散文，主体内容集中在昆虫学问题上，同时收入一些讲述经历、回忆往事的传记性文章，若干解决理论问题的议论，以及少量带科普知识性的文字。一位饱经沧桑、追求不止的昆虫学探索者的优势，在这部巨著中得到充分发挥。十卷二百二十余篇，内容丰富自有公论；可其工程之艰难，恐怕只有作者本人才最清楚。法布尔这样说：“散文写作”比求解方程根来得“残酷”。
第十卷脱稿时，他原来不打算把《菜青虫》《萤火虫》两篇编进去，因为这两篇是为计划之中的第十一卷写的。就在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85岁的老身子骨支撑不住了，而且耳聩眼花，手指僵到难以正常写作的地步。最后，他心中埋没了“第十一卷”的念头，毅然将两篇文章定为第十卷的增补篇。1910年，他已过86岁，第十卷问世了。他抱着书，拄着拐杖，装上放大镜，一步三摇，流连在“荒石园”中，仍想再把《昆虫记》写下去……但老人的心愿难以实现了。
就在这一年，家人以“从事《昆虫记》写作五十周年”之名，邀集法布尔的挚友和学界友好来到“荒石园”，为他举行一次小型庆祝会。法布尔倍感安慰，热泪盈眶。消息传出，舆论界大哗大惊：法国人居然把隐居“荒石园”中的这位值得骄傲的同胞忘得如此轻松!法布尔不在乎这“疏忽”，他正开始筹划出版全十卷精装本《昆虫记》，并亲自为这一版本写下一篇短短的序言。序言结尾是这样几句话：“非常遗憾，如今我被迫中断了这些研究。要知道从事这些研究，是我一生得到的惟一仅有的安慰。阅尽大千世界，自知虫类是其最多姿多彩者中之一群。即使能让我再获得些许气力，甚至有可能再获得几次长寿人生，我也做不到彻底认清虫类的益趣。”
新闻界造起宣传声势，“法布尔”的名字四处传扬；“了不起”“最杰出”“伟大”一类赞扬声此起彼伏，荣誉桂冠一个接一个飞向老人；“荒石园”热闹非凡，赶往参观、慰问、祝贺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有普通读者，有学界要人，也有轿车成行的政府官员。能令法布尔为之动心的消息只有一个：那一年里，自己作品销出的册数，是此前20年的总和。后来，法布尔的小石膏像四处出现；再后来，法布尔的大型塑像相继剪彩揭幕。老人一辈子未识光彩荣耀为何事，此时下意识地摇着头，颇有莫名其妙之感。近90岁的老翁，操着诙谐的口吻对老朋友说：“这些作法，也太‘神乎’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憔悴，一天比一天临近末日。”
离92岁生日只差一个月了，法布尔卧在床上，静候生命里程这又一标志性日子的到来。那是1915年11月的一天，他平静得像一位藐视死神的勇士。这时候人们发现，他已悄悄地长眠了。一位以昆虫为琴拨响人类命运颤音的巨人，从此消失。
法布尔去世不到十年，十卷精装本《昆虫记》出齐。他的女婿勒格罗博士，将介绍他一生的文章结集出版，续作《昆虫记》第十一卷。
法国文学界曾以“昆虫世界的维吉尔”为称号，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可惜诺奖委员们还没来得及做最后决议，便传来法布尔已经离世的消息。然而，这一光荣称号被人们传颂开来。
人们曾称法布尔是“昆虫观察家”，到晚年公认他为“昆虫学家”；他去世后，人们在一段时间里称他为“昆虫学家、作家”，后来又把他称作“作家、昆虫学家”。这些称号，对法布尔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二、法布尔与《昆虫记》 (邹华)
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自法文本的《昆虫记》十卷全译本，为这出“昆虫总动员”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至此，距周作人、鲁迅最初的介绍已近80年了。
在法布尔那个时代，研究动物是蹲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的工作，昆虫学家的研究是把昆虫钉在木盒里，浸在烧酒里，睁大眼睛观察昆虫的触角、上颚、翅膀、足，对这些器官在昆虫的劳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却很少思考；他们给昆虫工人命名，却不知道这个工人生产的是什么。昆虫生命的重要特征——本能与习性等等，登不了昆虫学的大雅之堂。法布尔挑战传统，将自己变成虫人，深入昆虫的生活，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他的这种研究方法遭到了正统势力的责难，他辩驳道：“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昆虫记》卷二)
在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环境中，昆虫们坚忍不拔地为个体与种族的生存而斗争。法布尔也一如他所挚爱的昆虫一样，百折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当法布尔从他的“荒石园”中捧出浓缩他一生研究昆虫的成果——《昆虫记》，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将纷繁复杂的昆虫世界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世界震惊了。
《昆虫记》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但面孔却十分和善，不故作深刻，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枯燥与一本正经，“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昆虫记》卷二)
这也遭到正统派的指责，说他的文字不庄严。法布尔说：“如果说我是为了那些企图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本能这个问题的学者、哲学家们而写，我也为，我尤其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他们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17世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编者注)的语言中借来的。”(《昆虫记》卷二)更何况那是一个“风格即人”的时代。当布封喊响“风格即人”以后，整个18、19世纪，博物学家大都热衷于将研究成果写成文学性著作。法布尔也不例外，也刻意在文章风格上下功夫，但《昆虫记》没有一般文学作品花里胡哨的俗态。法布尔的风格就如他的人格一样：朴素而真实。
请看法布尔描写宽厚的蝉在七月的一个下午钻了一口水井，却被侵略者抢占的情景：
果然，一大群口干舌燥的家伙在东张西望地转悠着。它们发现了这口井，井边渗出来的汁液把它暴露了。这群家伙一拥而上，开始还有一点儿小心翼翼，只是舔舔渗出来的汁液。我看到匆忙赶到甜蜜的井口边的，有胡蜂、苍蝇、球螋、泥蜂、蛛蜂、金匠花金龟，最多的是蚂蚁。
那些个子小的为了走近清泉，便钻到蝉的肚子下，蝉宽厚地抬起爪子，让这些不速之客自由通过；那些大一点儿的昆虫，不耐烦地跺着脚，迅速地吸了一口就退开，到旁边的树枝上去兜一圈，然后更加大胆地回来。它们越发贪婪了，刚才还有所收敛，现在已变成了一群乱哄哄的侵略者，一心要把开源引水的凿井人从泉水边赶走。
在这群强盗中，最不罢休的是蚂蚁。我曾看见过它们一点一点儿地乱咬蝉的爪尖，逮着正被它们拉扯的蝉的翅尖儿，爬到蝉背上，挠着蝉的触角。一只大胆的蚂蚁就在我的眼皮下，竟然抓住蝉的吸管，拼命想把它拔出来。
这个巨人给这些小矮子烦得没了耐心，最终放弃了水井。它朝这群拦路抢劫的家伙撒了一泡尿逃走了。(《昆虫记》卷五)
法布尔写《昆虫记》并不局限于仅仅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生活，而是以人性观照虫性，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人文关怀，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敬畏之情，给这部普普通通的科学著作注入了灵魂，使这部描写微小的昆虫的书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鸿篇巨制。
贫穷和偏见困扰了法布尔的一生，他完全可以利用化学和数学天赋走一条驾轻就熟的捷径，赢得掌声和荣誉，过上梦想中的好日子。他之所以执著而艰难地坚持自己的研究和探索，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那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昆虫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
法布尔说：“我是圣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亲手触摸耶稣伤口始信其复活。——编者注)难于对付的弟子，在对某个事物说‘是’以前，我要观察、触摸，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的铁证下归顺听从为止。”(《昆虫记》卷七)求真，使他把昆虫研究的实证精神发展到极其严谨的地步，必须通过反复的观察和实验来探究昆虫世界的真相；求真，使他如孩童般天真，敢于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实验质疑权威理论。法布尔在研究树莓桩中的壁蜂时发现，他观察到的事实与优胜劣汰的理论相悖，于是，他戳了进化论一针：
如果优胜劣汰这个据说是支配和改造着世界的著名规律言之有据，如果最有天赋的真的把最没有天赋的从世界这个舞台上排除掉，如果未来是属于最强者、最有技巧者；那么壁蜂家庭自从它们在树莓桩里挖洞以来，它们本应该就让那些固执地要从通常的出口出去的弱小者死掉，而全都由善于从侧面凿洞的强有力者来代替的。……可是，强者的子孙并没有使弱者的子孙消失，相反它们仍然是少数。优胜劣汰规律的巨大意义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但是每当我想把这个规律应用于观察到的事实，它却使我空忙一场而得不到任何证据来解释实际的情况。这个规律在理论上是宏伟的，可在事实面前却是装着空气的球。 (《昆虫记》卷二)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19世纪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行其道的世纪，法布尔发出这不合时宜的声音，正是求真的精神给了他勇气。
洋洋洒洒二百万字的《昆虫记》，不仅详尽地记录着法布尔的研究成果，更记载着法布尔痴迷昆虫研究的动因、生平抱负、知识背景、生活状况等等，尤其是《阿尔玛实验室》《返祖现象》《我的学校》《水塘》《数学忆事：牛顿二项式》《数学忆事：我的小桌》《童年的回忆》《难忘的一课》《工业化学》这几章。如果换一种眼光看，不妨把《昆虫记》当作法布尔的自传，一部非常奇特的自传，昆虫只不过是他研究经历的证据，传记的旁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