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声的拷问
武歆去了两次安徽省。第一次基本上是在市、县间穿梭，是一次有组织有安排的民间采访，那一次采访的收获是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和若干散文；第二次完全是在大别山，住了十天的时间。其实原本去大别山，是受邀做另外一件事情的，但那件事情过于纷繁和复杂，搞得我昏头涨脑，最后也没有做成，但是没想到却诞生了这部中篇小说《枝岈关》。
说起来令人可笑，在没去大别山之前，大别山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座山——一座完全能呈现在我的视野之内的山。当武歆在与一位老乡做此交流时，那位老乡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朝天空中有力地挥舞着，居高临下地大声对我说，这连绵起伏的全是大别山。望着他那神态和手势，武歆明白在他的眼里，这天下就是大别山。武歆与这位老乡巨大的视角差异，就像一条落差很大的河流，当即在我的内心深处奔腾起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武歆接触了一座座山峰，也接触了一个个大别山人。在与他们的聊天中，武歆发现了他们有的是过去红军和赤卫队的后代，也有的是白匪和土匪的后代，他们的父辈曾在这片大山中，为了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人生观，将子弹射向对方，把大刀砍向对方。但是现在，这些后人们相处得特别融洽，他们是生意上的好伙伴，是酒桌上的好朋友，开饭店、开商店，做买卖，每个人都在忙着赚钱，都在忙着点钞票，当说起父辈们过去的交锋、过去的仇恨、过去的死亡，还有过去的残酷时，他们的脸上都带着轻松的笑容。那一天的晚上，武歆失眠了，仅仅是为了他们的笑容。
武歆生活中是一个温和的人，武歆不赞同争斗，也不赞同血腥，当然武歆也不赞同这些大别山人因为过去父辈们的原因，现在剑拔弩张、怒目相对，但武歆总是为他们的笑容而感到不安，一种无法言说的不安，这样的不安一直伴随我离开大别山。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应该为这种“不安”说点什么，写点什么，但我没有马上动笔，一直在思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遗忘——忘掉过去的不幸、忘掉过去的艰难，忘掉过去的被损害，忘掉过去的历史。是的，武歆说应该往前看，但往前看，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消亡。“过去”，是一个背景，是一双眼睛，离去的越遥远，它升得越高，它把我们看得越清楚，我们现在的一切，都会在“过去”的审视之下。
《枝岈关》小说，是武歆在离开大别山的一年多以后开始动笔的。武歆感到一种莫名的躁动，外面不时的响起鞭炮声，电视里莺歌燕舞，到处都是问好声，都是发财的祝愿，但是武歆却再次想到了那些“笑容”。《枝岈关》这篇小说，武歆写得很快，三天就写完了，平均一天一万字，但也是武歆写得最累的一篇小说。当他写到那位16岁的赤卫军小战士被捆绑着游街、最后死在棍棒下时，武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流满面。这是他写小说以来，惟一的一次为小说里的人物而流泪，而且哭得那样不可收拾。是的，他们还是孩子，在当年红军长征的队伍里，就有许多这样的孩子——“红小鬼”，就是这些孩子的牺牲，支撑起了***和国的大厦。中国革命早期的辉煌的历史，可以说，就是由这些孩子们谱写的。
2、悲泣的解答
当“叙述革命”遭遇读者的冷遇之后，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底层写作”隆重登场，过去我们争论了许久的“怎么写”和“写什么”，又做了一次大规模地切换，当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评判，一时间各种观点和议论扑天盖地。武歆不是一个喜欢发表宣言的人，他只认定写作需要耐心，需要抒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在耐心中完成真诚的叙述。在过去和现在，武歆一直坚信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武歆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源于一位朋友的感叹。有一天的夜晚，那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他语调沉重地对武歆说，他的妹妹好长时间不理他了，至于什么原因，他不知道，为此他特别痛苦，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妹妹。朋友还跟我感叹，现在最不好处的关系，就是亲情的关系。说完，他放下了电话。当时正是冬季，窗外刮着大风，我再也无法入睡，想了许多。
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人与人关系的淡远，当然也包括亲情的疏远和陌生。母女打官司，父子成仇人，兄弟姐妹之间为了遗产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成为原告与被告……这样的事情现在太多了，我们已经见多不怪。中国传统的最为人们看重的亲情关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遭遇强烈地信任危机和严厉地拷问，无论是责难方还是委屈方——“原告”和“被告”——都应该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