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唐代中叶后宫女性的葬地。民间习惯叫“宫人斜”。地点在长安昭德寺（一说明怀寺）之南。唐文宗大和2年（828）11月22日大明宫突然起火，从昭德寺烧起，迤逦殃及宣政殿和东午门，居住在野狐落附近的宫人纷纷越墙逃命。有好几百人跑避不及，葬身火海。她们的遗骸，恐怕就是原地安葬了。事情发生后的初期，每年四季中第二个月都有祭拜亡魂的仪式举行，可见朝廷对于这宗人间惨案还颇觉伤感。只是不知道这仪式维持了多少年，是长期政策还是“暂行条例”。令狐楚《宫人斜》诗残句：“唯应四仲祭，使者***悲哀”，说的就是这回事。
其后，凡一般宫人物故，就都埋葬在野狐落。这地方于是成了一个永久性的集体墓场。“宫人斜”这名称后来居上，取代了阴森可怖的“野狐落”。
唐诗以言情见长，诗人中情种最多。在他们笔下，宫人斜一度是热门题材。下面随便选录几首以开眼界。诗歌的题目，一律叫做《宫人斜》：
未央墙西青草路，宫人斜里红妆墓。一边载出一边来，更衣不减寻常数。（王建）
离宫路远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云雨合归何处去？黄鹂飞上海棠花。（窦巩）
草树悲烟似不春，晚莺哀怨问行人。须知一种埋香骨，犹胜昭君作虏尘。（陆龟蒙）
王建是宫词老手，通过来自宦官的第一手资料，对神秘的宫廷生活往往有所披露。他指出宫人斜在“未央墙西”，端出了一个地点问题。未央宫是汉代宫殿，汉亡后历经漫长岁月，早已荒废得不成模样。唐朝立国之后做过若干修葺，明文记载的有两次。一次在唐敬宗宝历2年（826），另一次规模较大的，在唐武宗会昌元年（841）。据说，唐武宗有一次外出畋猎，经过未央故址，突然生发怀古幽情，下令在原址基础上兴工，总成殿宇349间。竣工后，命翰林学士裴素作记，题为《重修汉未央宫记》。它是裴素现存的唯一散文作品，今仍见于《全唐文》中。不过，即使未央宫面目一新，它在唐代政治生活中依然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古董，充其量也只算是旧迹翻新的一块好样板，仅供有情人的观摩凭吊而已。
王建诗说“宫人斜”在未央宫的西面，并不可信。某些权威的地方志，如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其记载和王建的说法就很有分歧。宋敏求说野狐落在昭德寺之南，而“宫人斜”只是野狐落的别名。宋代离唐代不远，宋敏求没有理由杜撰。那为什么王建会说宫人斜在未央宫西面呢？估计是唐代诗人的习惯使然。唐代人写诗，涉及本朝时事时，多喜欢以汉人汉事指代之，王建恐怕亦不能例外。他有一首七言律诗《送宫人入道》，开始便说“休梳丛鬓洗红妆，头戴芙蓉出未央”。唐代未央宫不是皇家住宅，亦非政事要地，强调入道宫女出自未央宫，完全不合情理。他又有《未央风》绝句说：“五更先起玉阶东，渐入千门万户中。总向高楼吹舞袖，秋风还不及春风。”又有《长门烛》绝句：“秋夜窗前蜡烛微，铜漏滴尽晓钟迟。残光欲灭还吹着，年少宫人未睡时。”题目中的“未央”“长门”，都是汉代皇宫名，这里仅用以指代唐朝宫殿。诗人高适“汉家烟尘在东北”，杜甫“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白居易“汉皇重色思倾国”等句，均是以汉代唐，同一手法，非规矩而成规矩。事实上，唐代未央宫遗址和野狐落两地，距离颇远。前者在长安城的西北方，后者位于长安城的东南面，走向恰恰相反。唐朝人也好，宋朝人也好，把方向相反的两个地方认作同一个地方，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唐代“宫人斜”的位置，仍当在昭德寺附近者为是，与汉代未央宫遗址还有相当距离。
回头试看王建《宫人斜》诗的后两句，觉得非常恐怖。“一边载出”的，是死人；“一边来”的，是新入宫的女子。因为有出有进，“寻常数”即常规数目得以保持不变。表面一片平和的宫体诗，竟蕴含着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真真出人意表之外。而陆龟蒙一首，则以一种简单的乡土观念看问题，认为宫女一生困守深宫，无儿乏女，死于郊野，固然无比凄凉，但与汉朝王昭君比较，远嫁匈奴，死在他乡，总还略胜一筹。其实宫女非自然的守节终身，内心痛楚绝对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的。诗人这里的咏叹，等同于赠送廉价节烈牌坊，有表彰之名而无表彰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