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彦明（台湾前《联合文学》总编辑）大陆版《人情之美》中有这么一句话，“（给张爱玲）寄去杨绛的《干校六记》，她看了在信中写下，‘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这是第一次看到张爱玲对杨绛作品的评价，震动颇大。
杨绛《干校六记》1981年5月先在香港出版，同年七月在北京出版，记叙的是作者1970年7月至1972年3月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一段生活。丘彦明与张爱玲因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于1979年至1987年之间通信达45次之多。推算起来，有可能《干校六记》在香港甫一出版，丘彦明便寄与张爱玲，张以作者的身份本着对编辑有信必回的原则，于是有了上边一段。
杨绛“干校六记”
之所以震动，是2016年杨绛去世后，作为挚友的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应湖南日报之约，拿出杨绛生前写与的两封信，由王平先生代写文章交待缘由（题为《用生命之火取暖———杨绛致钟叔河信两封》），于报纸上刊登以表怀念之情。其中一封即杨绛谈及张爱玲。因已公开，这里摘录部分：
“前天刘绪源赠我一本《翻书偶记》，序文是你的大笔，忙翻开细读，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
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汗奸概不宽容。'大东亚***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中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从照片可证）。我没有见过她。她的朋友苏青却来找过我。苏青很老实，她要我把她的《结婚十年》编成剧本……”
信写于2010年1月20日。
杨绛、钟叔河二人通信多年
此时距张爱玲写给丘彦明的信已过去30年。
1981年5月22日宋淇致函钱锺书时，直接提到张爱玲：“读红楼梦者必须是解人，余英时其一，张爱玲其一，杨绛其一，俞平伯有时不免困于俗见，可算半个，其余都是杂学，外学。”钱锺书回信对此事未置一词。宋淇曾有信给张爱玲，提及钱锺书“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因钱锺书和张爱玲皆由宋淇推荐给夏志清，宋自有其伯乐之功，他信里的观感可做一参照。
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出版《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也有这么一段，“究竟钱锺书和杨绛是否真如网络传闻中那么瞧不起张爱玲呢？你不可能在爸爸（宋淇）和他们的通信中找到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有一些蛛丝马迹而已。但我家中有一本书，大概很少人知道，那本书叫《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1991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而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杨绛当年一定是同意这安排的。”宋以朗的分析和论断未必准确，坊间未取得授权随意选编作者合集的做法还少吗？当事人之一的杨绛或张爱玲都未必知道此事或见过此书。
张爱玲一直给人高冷的感觉，不愿见人，谢绝活动，比如“我此间的地址只用作通信处，从来不找人来，亲友一概没有例外——也不能出来赴约，实在缺少时间，因为健康不好，好的时候就特别忙迫……（写给丘彦明的信）”言辞入情入理，让人惟有同情之理解。
杨绛更是深居简出，尤其晚年失女丧夫之后以一耄耋老妪之笔写下《我们仨》，令人唏嘘动容。她坚辞各种桂冠头衔，谢绝各种邀约集会，警惕各种以拜访为由实则得私利赚私名的举止行为，甚至为捍卫亲人的隐私名誉不惜年过百岁还挺身而出……
钱锺书、杨绛以及女儿钱媛合影
杨绛张爱玲从为人上看确有相似之处，只是，互相眼里的对方却迥异殊同。
第一，通信对象。张爱玲面对的是杂志编辑（一生中她打交道的报刊杂志出版社编辑无数。比如丘彦明的同事苏伟贞，自1985?年进入《联合晚报》始， 至1995?年张爱玲去世终， 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给张爱玲写了无数信件，却只收到回信12?封，并未约到一篇稿件），尽管张爱玲和丘彦明有八年的稿约合作，终究只是作者与编辑“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所以，囿于情面，或是出于自保，她客气地以“真好”作答，这份评价是不是完全发自内心或是有所保留？不好说。
杨绛面对的是钟叔河，一位与钱锺书杨绛一家长达三十年交往的老友人，她彻底敞开心扉，不设防地思无不言，言无不尽。信中的意见完全是杨绛心底里想说的。只不过，杨绛写信的时候，没想到日后信件会被公布出去（关于信件公开，钟叔河先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认为信件是钱杨二人文品及人品的一部分，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应为读者及研究者所明悉）。
第二，阅读审美。在国内文坛已享盛名的张爱玲于1952年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得批准，持港大证明出境，以翻译和创作为生，先在香港后移居美国，深入简出，但她对世界文学包括大陆文坛动向了然于胸，非常清楚。台湾作家王祯和曾陪她于1961年10月访问台湾花莲，途中聊天，张爱玲“从丁玲说起，说到大陆小说，她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模式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见丘彦明《人情之美》）”
那是张爱玲人生中惟一的一次造访台湾。当然，二十年后她再看杨绛的《干校六记》，有可能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于她特立独行的性格，惜字如金的表达，故意应景或是敷衍，似乎有违她的处事原则。
张爱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凭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打响，而后一发不可收拾，《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相继惊艳亮相。同样活跃于文坛的杨绛对此不会不闻不问，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她于是有“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之感慨。
第三，年龄差距。尽管她俩相差9岁，同属一个时代，但杨绛说她外甥女和张爱玲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在杨绛眼里她明显不愿与张爱玲同起同坐，甚至有意把她看成是两代人。因此提及张爱玲，毫不掩饰对晚辈严苛的看法。“我对她有偏见，……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