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诗是诗的一大题材。到了中唐，诗人们追求创新，模山范水跳出了王孟藩篱，变自然凝炼为铺陈始终、淋漓尽致，气度之壮阔，篇章之恢宏，白居易《游悟真寺诗》与韩愈《南山诗》可谓其中的代表佳作。
悟真寺，在王顺山。诗歌作于公元814年（元和九年），此时白居易丁忧期满，回朝任左赞善大夫之职。
“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游悟真寺，寺在王顺山”。起笔不落窠臼，将游悟真寺的时间、地点一一交代清楚。虽有杜甫《北征》开端的痕迹，但用于山水诗，犹为罕见，实为散文游记作法。下文再写舍弃车马，徒步上山，小憩两次，登山入寺。将登山过程寸步不遗、一一道来。清人贺贻孙评白诗说“段段求详”，从此诗可窥见一斑。入寺之后，环顾四周，“如擘山腹开，置寺于其间”，以人体比拟山、寺位置，想象怪异却又精当妥贴。寺中所见所闻，树木是“根株抱石长，屈曲虫蛇蟠，松桂乱无行，四时郁芊芊”，鸟儿则“幽鸟时一鸣，闻之似寒蝉”。诗中不乏传统的清雅幽寂，但又忠于现实、客观摹写，美中有瑕，不加美化，有异于传统审美观念。
入寺之后，必然面对众多建筑。描写楼阁嵯峨，法相庄严，为诗歌难题，前人往往避开此处，着笔自然景色。诗人却知难而进，正面描写寺中多宝塔、玉像殿、观音堂等建筑。然而视角不同，写来各有特点。多宝塔是“风铎鸣四端，栾栌与户牖，恰恰金碧繁”、“至今铁钵在，当底手迹穿”，重在整体与个别形象的交叉。玉像殿则“迭霜为袈裟，贯雹为华鬘”，只取玉佛雕像。两者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观音堂却浓墨重彩，大肆铺排：“六楹排玉镜，四座敷金钿。黑夜自光明，不待灯烛然。众宝互低昂，碧佩珊瑚幡。风来似大乐，相触声珊珊。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点缀佛髻上，合为七金冠。”再附设舍利珠、玉笛。既表现佛堂金碧辉煌，又突出佛像圆通金像，由大到小，逐层铺叙，声色俱有。然而诗人更将圆。宝堂豁三门，金魄当其前。月与宝相射，晶光争鲜妍。”于是观音堂的光辉尽落眼中。
天明之后，独游山径。韩愈《山石诗》描绘这一场景，寥寥数语、写意勾勒。白居易则工笔细绘，巧施丹青。点缀以乱竹、寒蝶、山果神祠，登危石而心惊，承山风而体轻。山林逸趣，具体细致，令读者如悠然入其境。落日圆月，是诗歌的永恒题材，不落俗套，绝非易事。白居易笔下的日落月生，却令人耳目一新。“西北日落时，夕晖红团团。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东南月上时，夜气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写出黄金盘。”时而红翠交辉、时而碧金相映，色彩绚烂，形象艳丽。“丹砂丸”、“黄金盘”比喻日月，颇为奇绝。以俗语入诗，却能化俗为雅。至此一日一夜游程，交代明白。其后则略去时间线索，截取典型山景细绘。蓝水萦山、时急时缓、东崖堆石，亦青亦润。诗人不仅描写游历实境，还将目接心仰、足行不到的山光池色写入诗中；“中顶最高峰，拄天青玉竿。鼠同鼠令上不得，岂我能攀援。上有白莲池，素葩覆清澜。闻名不可到，处所非人寰。”这又是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
山水诗中，往往将人文景致作为自然风光的附庸；而在散文游记中，人文景致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白居易此诗醉心山水，又着眼灵迹。不仅对寺院描摹工细，而且笔下佛子，仙真、神龙、高僧、名画、法书纷至沓来，大大丰富了山水诗的内容。诗人对一片石的佛家传说，王子乔的得道仙祠、吴道子画、褚遂良书都一笔带过，而对画龙堂的神龙听法、写经僧的鸽群协力等富于神话色彩的传说却是笔下生花、绘声绘色。笔墨详略浓淡，安排十分得当。
曲终奏雅，篇末明志，是山水诗结尾的惯常写法。诗中写景洋洋一千余言，为普通山水诗的数十倍篇幅，结尾抒情，向往野情逸趣、厌倦尘世俗务，也占据一百四十字之多，宣泄无遗。
诗歌按照时间顺序，以游山过程贯串始终，又不时间以人文景致、穿插心情感受，题材丰富多彩，致使叙事、抒情、写景浑然一体，构成散文化的山水诗，诗化的山水游记。诗歌结构，从游山到游毕抒怀，首尾完整，井然有序。但于严整中时见腾挪起伏。后三月之游程即重加组合，并无严格时间线索。全诗或详或略，重点突出。同是山行，上山详而下山略；同是自然风光，详于前而简于后、详于实而疏于虚；同是寺院庙宇，则突出观音堂；同是人文古迹、则突出画龙堂、写经僧。行文挥洒变化、疾徐有致，结构可谓疏密有致，收放自如。
诗中刻画形象，色彩鲜明、姿态横生，新境叠见。或宏阔如“拂檐虹霏微，绕栋云回旋，赤日间白雨，阴晴同一川”，或奇异如“风从石下生，薄人而上搏。衣服似羽翮，开张俗飞骞”，或飞动如“扪萝蹋樛木，下逐饮润猿。雪迸起白鹭，锦跳惊红鳣”，或静谧如“日月光不透，绿阴相交延。幽鸟时一声，闻之似寒蝉”，搜幽探微，戛戛乎独造。
清人赵翼举以此诗与韩愈《南山诗》相比较，赞之曰：“层次既极清楚，且一处写一景物，不可移易他处，较《南山诗》似更过之。”（《瓯北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