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再恐惧平庸的生活》
——对沈念的访谈
张翔武沈念
张翔武（以下简称张）：你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工作分得很开吗？比如你以前是教师，就很少写校园题材的小说或者散文，以后会写吗？
沈念（以下简称沈）：是的，我在那所纺织厂子弟学校里呆了十年半时间，直到最近才离开，但我几乎没怎么去描述这段生活，这并不遗憾，也许是想让它在时间的长河中多沉淀吧。以后，就看何时这段记忆被唤醒，跳到我的手心来。
张：你现在做记者了，觉得这一行业对你的文学创作有无影响，比如在语言上？国内萧乾先生就是做过记者的，欧美作家如艾·辛格、海明威、伯恩哈德、狄兰·托马斯都是记者出身，他们在文风上多少有职业上的影响。
沈：做记者，生活面的开阔无须赘言，虽然暂时感觉不到给创作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但多年后它的意义会彰显得更加突出，我有这个信心。关于语言及今后的文风，我现在也不好说，留待以后再说吧。新闻写作肯定同文学有所区别，但也不是完全分隔的，它们有内在的联系，我会努力建立两者间的一种和谐关系。眼下我考虑多的就是如何把新闻做好。
张：喜欢流行的事物吗？比如音乐啊、畅销书啊、大片之类。
沈： 我从不拒绝流行，但我会有选择地接纳它们。我经常去买碟，不少优秀的电影都给我诸多启示，如观察事物的角度、对未知生活的了解、对人物内心的深度刻画、对多重人性的剖析等等。我喜欢视觉艺术所带来的冲击力，它们有时会比文字来得更直接更有力量。
张：你好像很喜欢酒吧、咖啡馆生活，在你的作品中那似乎是经常的出没之地？
沈：呵呵。在我人生的某个时间段里，我是常去那些地方。先声明我的酒量很差，但我喜欢上那里看别人喝酒，听别人说话。因为人只有在喝了酒，兴奋之后才会说出心里话。半年前，我认识一个搞音乐的朋友，三十好几了，非常热爱音乐。我与他谈以前常去的西雅图酒吧，谈那里的惰性无素乐队和一个女歌手，谈我的几次遭遇，没想到他就是乐队的主唱之一。于是我们之间无话不谈，距离感一下消失了。那时我喜欢泡西雅图的主要原因就是那里的摇滚音乐，那种可以跟着摇滚音乐一起抒发快乐与忧伤还有痛苦的氛围格外令人迷恋，可能这都是青春这场“瘟疫”所带来的。在那里常常会看到不同姿态的青年男女，而我更多的是躲在一个角落里看着他们，就像一个偷窥者。现在西雅图关闭了，这座城市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纯粹的地方，要么是一伙伙打牌的茶吧，要么是那些更混乱的摇吧，我都很长时间不去这些地方了，可能是青春的躁动不安离我远去了吧。
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沈：严格意义上说，我是从2000年才真正进入写作状态的，之前算是在涂鸦吧，2002到2005年有了质的飞跃。谈不上有什么动机，要说有也就是呆在工厂里不甘寂寞，找不到人倾诉又急于倾诉，那就只有选择写作了。写作看似是简单的事情，只要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开始了。但没想到的是，写作其实是让一个人陷入更深沉更阔大的寂寞之中，但时至今日，已经喜欢上了这事情，从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了。喜欢上了，甩也甩不掉。喜欢就去做，能不能做好那是另一回事。归根到底，其实我是为了不再恐惧平庸的生活，我选择了写作，写作也选择了我。
张：你说写作让你陷入更深沉更阔大的寂寞之中，如何走过来的？
沈：这十年的写作穿插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没有想什么，就是朝前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去考虑写作之外的东西。我躲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却一直深感幸运之神的眷顾，那就是文学界很多老师和朋友的关心无时不在，这种厚爱也变成了我前进的推动力。我的幸运让我铭心刻骨，只有默默地感恩，希冀未来的岁月与他们的心灵无界限无时限地交往。
有人说，这十年其实你只做了一件事。我一想也是，希望以后能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努力做得更好些。
张：我觉得你的的性格还是属温和那类，在你的小说中有很大的投影，语言是平稳的，纵然故事有的时候曲折，甚至离奇。
沈：一个人写什么同他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是息息相关的，我之所以写成这样，多数是受生活基础这个先决因素影响。我的写作首先是面对日常生活本身，而且是最沉静的部分，当然离不开沉静之外的想象，是那种奇奇怪怪的意念的行走，给我的文字注入了与个人气质完全不同的另类元素。
张：你的小说散文很多都有些意象化，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铜镜》、《没有对象的牙齿》、《巢》、《断指》、《水印的〈圣经〉》、《一树悲凉》，你是否是有意识的？
沈：有些命题和作品构思是在酝酿过程中不断涌现、颠覆、创造的，可能就是你所说的意象化问题。一语以概之，就是灵感的闪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自认为是个不会讲故事的人，也就只有扬长避短，在别的方面多做文章。其实好的“意象”在文本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营造一个和谐氛围，让意象更典型，更能深刻揭示作者内心要表达的东西。
张：在对小说的态度上，你更喜欢故事本身，还是故事的叙述技巧，比如语言风格、结构之类的？
沈：很长时间以来，纠缠作家们的无非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我以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老题材可以有新写法，新题材不留神就成了老腔调。一切皆有可能。谈到技巧，我想到作家刘恪写过本《现代小说技巧讲堂》，里面分析归纳了古今中外的一些经典作品的技巧，内容相当丰富，年轻作者读一读是相当受益的。
我个人以为，在掌握了一些写作技巧后，写出什么样的效果，就不止是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作者自身的内涵。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人无论怎么使用新的技巧，也只是在炫技，外表华美里面空荡。我现在对自己在这方面也越来越警醒，不想成为徒有外表的空心人。驾驭好技巧其实就是为一个优秀文本服务的。我非常渴望能在阅历这一块多加弥补，同时能熟练地运用各种技巧，使自己的作品更加丰满起来。
张：我觉得一个高明的作家是将自己的观念、技巧消化，隐藏得不露痕迹，而通过小说本身的故事、细节来呈现这些东西，你觉得呢？
沈：是的，故事存在着多种叙述的可能性，高明的作家在讲述时，往往充满盅惑之魅，令读者印象深刻。这种盅惑，也是细节产生的力量。好小说肯定有精彩的细节，这也是考验一个作家的综合素质。我读一些经典作品，就发现诸多妙不可言之处，反复思考，还会挖掘出更多启示。有时读到某处，我就想接下去他会如何写呢？若发现他的谋篇超出我的想象之外，此时我会变得非常激动，对这个作家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有时会无比嫉妒，我怎么就想不到呢，真是太神了。
张：你曾经阅读了哪些作家的作品？你觉得他们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沈：我读书相当杂乱，是那种“风吹哪页读哪页”的阅读。相对来说，还是读西方作品多些。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我租居在一幢旧楼顶层，夏天像个蒸笼酷热无比，那个暑假我就在大汗淋漓之中读博尔赫斯全集中的小说卷，一字不漏。现在想，如果不是在读书，那种日子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包括后来读马尔克斯、卡夫卡、卡尔维诺、海明威、乔伊斯等人作品，阅读背景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而其作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写作。国内就我阅读所限，喜欢沈从文、废名、郁达夫，还有韩少功、莫言、残雪、余华、苏童等人。
身边打过交道的作家中我非常钦佩刘恪、陈启文，他们无论是人品还是作品都对我触动很大。像刘恪，在我眼中简直是过着一种文学圣徒式的生活，除了外出和授课，整天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埋头写，有时打电话过去，他的声音像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后来问他，他说是很长时间不与一个人说话的原因。他和作家陈启文都很关心湖南的年轻写作者，我一直以他们为自己的精神坐标。
张：阅读和体验，你更倾向于哪方面？在你的小说、散文里，有个人内心的投影，也有个人经历，也有阅读带来的想象，你更喜欢走哪一条路？你的写作有计划吗？
沈：都很重要。这也印证了中国的古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希望自己能将二者有机地融合。关于个人写作，我是个没有计划的人，也从来不逼迫自己。一个题材被我相中了，就会在心里一直酝酿着，直到那种冲动压抑不住了，才会动笔。在我心里，水到渠成才会产生好作品。
张：你在散文《词语的鸟群·迷失》提到自己1999年底去长沙问路而毫无所获的处境——迷失，这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但在人生中有普遍的象征意义。你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拿之与卡夫卡的《算了吧》比较，显然有遭遇相似之处，你的无奈是找不到去路，缘于个人的困境，而卡夫卡笔下“我”的处境却是所有人的处境，他强调的是人类普遍感到没有出路的心态。在你的《小木匠》里，你用小木匠胡水笙的故事与巴西作家罗萨的短篇小说《第三河岸》进行比较，巴氏的作品传达儿子是父亲的第三条河岸，你的这篇散文讲叙了小木匠水笙是为了未出生的儿子而宁愿呆在河里离群索居，前者中儿子的力量来自亲情，对父亲的关爱和崇拜，后者中父亲的力量来自于生殖，这些比较有很多的相同，也有很大的不同，你是有意识地将这些类似处境——文本中的个人处境与现实中个人的处境拿来比较吗？
沈：可以这么说，你看得很准。不管此地还是彼地，此时抑或彼时，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肉体抑或精神，人类所面临的很多困境（生存、精神），那些纠缠不休的问题，大多是相似相通的。人，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围绕着“人”进行着不同的书写。这也让我想到博尔赫斯一句谶语似的话：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在写着同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