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写作了不少文学散文和带有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许多议论文的名作。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唐代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他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实践中，都遇到过作文“难”和“易”或“奇”和“平”的问题。韩愈虽然企图把两者统一起来，所谓文“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但他的艺术个性却崇尚“难”、“奇”一路。宋代古文家却着重发展平易风格。我们读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和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两信都是“干谒”之文，对象都是掌管全国军事的高级长官。但韩文一开头便自称“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lóng同礲）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俨然以经纶奇才自居；然后说到对方身为“朝廷大臣”，正当“天子新即位”之际，提拔人才义不容辞。要求延引之意，咄咄逼人。用语新颖，戛戛独创，符合他提出的“词必己出”的标准。苏文却从写文章要养“气”说起；再说到气应从增加阅历、扩大交游中去获得；然后讲他离蜀来京，访古都，游名山，会名流，但所会名人还不多，这才把希望对方引见的意思委婉曲折地表露出来。行文纡馀徐缓而无急言竭论之态，语言明白浅易而绝少色泽尖新之词。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评韩、欧文风一“难”一“易”的不同，可以看作对唐宋散文的概评。宋代散文的平易风格比之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主要楷模。宋文比唐文的影响更大。宋代散文的高度成就给其它文体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宋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宋诗从梅（尧臣）、欧开始，发展了杜、韩“以文为诗”的倾向，进一步用散文的笔法、章法、句法、字法入诗，逐渐显露出宋诗的自家面目。词也在苏、辛手中加重了散文成分。赋从《楚辞》、汉赋、魏晋时的抒情小赋到唐代应举用的“律赋”，创作已趋衰微，缺乏艺术创造性；宋代却从散文中得到启示而重获艺术生命，形成一种类似散文诗的赋体，欧阳修《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都是历久传诵的名篇。宋代的骈文也不太追求辞藻和用典，采用散文的气势和笔调，带来一些新面貌。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苏轼《乞常州居住表》、南宋汪藻《隆佑太后告天下手书》、方岳《两易邵武军谢庙堂启》等都是相当出色的骈文。这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是宋代散文繁荣的结果，构成宋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宋词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收词人千家以上，词作二万首。最近还陆续有所增补（如孔凡礼先生《全宋词补辑》等）。虽因词在开始时还未被承认为“正统”文学，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词的繁荣兴盛和丰富多彩了。范仲淹前人论词，有“婉约”、“豪放”之说，历来聚讼纷纭。此说首见于明张綖所作《诗馀图谱》。其《凡例》后有按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张綖关于婉约、豪放的界说，是从艺术风格着眼的，但又把它们看作词的两“体”，后人又引申为两“派”（如王士祯）。这就与宋词实际风格的多样性发生矛盾：宋词显然不止这两种风格，即以豪放派创始人苏轼的作品而言，真正豪放者也不过二三十首，争论即由此产生。其实，在许多词学家的具体评论中，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体制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认识这种倾向和趋势对于宋词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大致说来，苏辛豪放词派即革新词派，与传统婉约词派的不同在于：在内容题材上，婉约派坚守词为“艳科”、“诗壮词媚”的樊篱，抒情则男欢女爱，伤春伤别，状物则风花雪月，绮罗香泽，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苏轼手中，诸凡记游、怀古、赠答、送别，皆能入词，几乎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词概》）的境地；南宋辛派词人，更把表现爱国精神作为词的主旨，标志着宋词的最高思想成就。在手法风格上，前者长于比兴，以清切婉丽为当行本色，后者善于直抒胸臆，以豪健奔放为主要特色。在体制声律上，前者强调合乐，如李清照《词论》要求词“协音律”、“可歌”，并批评苏轼“往往不协音律”，后者却重文不重声，不肯迁就声律而妨碍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这是宋词中实际存在的两大倾向和趋势。应该指出，北宋以来不少词评家把豪放、婉约说成“正格”、“别格”的观点，是错误的。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并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四库总目提要》卷198也说，词应“以清切婉丽为宗”，苏辛一派词“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他们虽然承认苏辛词“工”，但又囿于传统成见，把它视为“非本色”、“别格”，对苏辛词派的革新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但解放以来有的论者又把两派说成“主流”、“逆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一般被认为婉约派的作家，情况复杂，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思想艺术成就，逆流说导致全盘否定，显然不符实际；豪放派作家不仅仍有一些婉约之作，而其豪放词往往吸收、融化婉约词的艺术手法，仍然保持词区别于诗的特性，并不被诗同化。我们为“大江东去”这种俯仰古今的巨大感慨所感动，也能体味“扬柳岸，晓风残月”的侧悱缠绵的羁旅者的心情；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岳飞《满江红》、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乃至辛弃疾的许多佳篇，固然大声镗鞳（tangta，鼓鞞声），悲歌慷慨，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但周邦彦《兰陵王·柳》、史达祖《双双燕》、吴文英《莺啼序》、王沂孙《齐天乐·蝉》等体物精细的工笔之作中，也包蕴着回肠荡气的情操。春兰秋菊，各尽其妙，都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在充分估计豪放词派革新意义的前提下，应该把两派统一起来。宋词是中国词史上的顶峰，其影响笼罩以后的整个词坛。宋词实际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诗，使它取得了与“唐诗”、“元曲”等并称的光荣。宋诗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馀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後，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蘇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後有王安石、蘇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於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蘇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後期，主要诗人有蘇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蘇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後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2]?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後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後，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戏曲小说宋代小说和戏曲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宋代的小说主要是“话本”，它原是说话人说书的底本，实即白话短篇小说。现存宋话本约三四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三言”等书。宋话本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学的色彩。话本是当时“瓦舍技艺”的一种，是城市人民表现自己、教育和娱乐自己的文艺。下层市民人物，第一次作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话本中涌现，如《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匠崔宁、《志诚张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张胜、《错斩崔宁》中的卖丝村民崔宁，尤其是璩秀秀、周胜仙、小夫人、李翠莲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层妇女形象。小说的社会性、现实性都得到加强，为以后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二是白话文学的特点。话本的语言是白话，比之文言小说（如唐传奇）描写更细致生动、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气息。特别是人物对话的个性化，取得很大的进展。后世虽仍有文言小说，但比起白话小说来，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于长篇的“讲史”话本也为以后长篇历史小说提供故事的素材。宋代的民间戏曲还处在戏曲的萌芽阶段。如傀儡戏、影戏、歌舞戏等，前两种不是由人来扮演的，后一种由人扮演，但还是叙事体而非代言体。然而这些都已具备戏曲的一些条件。北宋杂剧、南宋戏文，今天虽无剧本流传（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是宋人作品），但它们已是相当完整的戏曲，具备中国戏曲艺术的基本特征，是以后戏曲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总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向文学提出新的要求，也由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逐渐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失去支配文坛的地位，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正在酝酿着更大的文学高潮，进而成为文坛的重心。宋代文学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转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