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印》
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思乡不需要奖赏，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
你该还记得那个传说：人死了，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一个都捡起来。为了做这件事，他的鬼魂要把生平经过的路再走一遍。车中、船中，桥上、路上，街头、巷尾，脚印永远不灭。
纵然桥已坍了，船已沉了，路已翻修上柏油，河岸已变成水坝，一旦鬼魂重到，他的脚印自会一个一个浮上来。
想想看，有朝一日，我们要在密密的树林里，在黄叶底下，拾起自己的脚印，如同当年捡拾坚果；花市灯如昼，长街万头攒动，我们去分开密密的人腿捡起脚印，一如我们当年拾起挤掉的鞋子。
想想那个湖！有一天，我们得砸破镜面，撕裂天光云影，到水底去收拾脚印，一如当年采集鹅卵石。
在那个供人歌舞跳跃的广场上，你的脚印并不完整，大半只有脚尖或只有脚跟。在你家门外、窗外、后院的墙外，你的灯影所及，你家梧桐的阴影所及，我的脚印是一层铺上一层，春夏秋冬千层万层，一旦全部涌出，恐怕高过你家的房顶。
有时候，我一想起这个传说就激动；有时候，我也一想起这个传说就怀疑。我固然不必担心我的一肩一背能负载多少脚印，一如无须追问一根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
可是这个传说跟别的传说怎样调和呢？末日大限将到的时候，牛头马面不是拿着令牌和锁链在旁等候出窍的灵魂吗？以后是审判，是刑罚，他哪有时间去捡脚印？以后是喝孟婆汤，是投胎转世，他哪有能力去捡脚印？鬼魂怎能如此潇洒、如此淡泊、如此个人主义？
好，古圣先贤创设神话，今圣后贤修正神话，我们只有拆开那个森严的故事结构，容纳新的传奇。
我想，拾脚印的情节恐怕很复杂，超出众所周知。像我，如果可能，我要连你的脚印一并收拾妥当。如果捡脚印只是一个人最末一次余兴，或有许多人自动放弃；如果事属必要，或将出现一种行业，一家代捡脚印的公司。至于我，我要捡回来的不只是脚印。
那些歌，在我们唱歌的地方，四处都有抛掷的音符，歌声冻在原处，等我去吹一口气，再响起来。那些泪，在我流过泪的地方，热泪化为铁浆，倒流入腔，凝成铁心钢肠，旧地重临，钢铁还原成浆还原成泪，老泪如陈年旧酿。
人散落，泪散落，歌声散落，脚印散落，我一一仔细收拾，如同向夜光杯中仔细斟满葡萄美酒。
也许，重要的事情应该在生前办理，死后太无凭，太渺茫难期。也许捡脚印的故事只是提醒游子在垂暮之年做一次回顾式的旅行，镜花水月，回首都有真在。若把平生行程再走一遍，这旅程的终站，当然就是故乡。
人老了，能再年轻一次吗？似乎不能，所以的方士都试验过，失败了。但是我想有个秘方可以再试，就是这名为捡脚印的旅行。这种旅行和当年逆向，可以在程序上倒过来实施，所以年光也仿佛倒流。以我而论，我若站在江头、江尾想当年名士过江成鲫，我觉得我20岁。
我若坐在水穷处、云起时看虹，看上帝在秦岭为中国人立的约，看虹怎样照着皇宫的颜色给山化妆，我15岁。如果我赤足站在当初看蚂蚁打架、看鸡上树的地方让泥地由脚心到头顶感动我，我只有6岁。
当然，这只是感觉，并非事实。事实在海关人员的眼中，在护照上。事实是访旧半为鬼，笑问客从何处来。但是人有时追求感觉，忘记事实，感觉误我，衣带渐宽终不悔。
我感觉我是一个字，被批判家删掉，被修辞学家又放回去。我觉得紧身马甲扯成碎片，舒服，也冷。
我觉得香肠切到最后一刀，希望是一盘好菜。我有脚印留下吗？我怎么觉得少年十五二十时腾云驾雾，从未脚踏实地？古人说，读书要有被一棒打昏的感觉，我觉得“还乡”也是。
40岁万籁无声，忽然满耳都是还乡、还乡、还乡——你还记得吗？乡间父老讲故事，说是两个旅行的人住在旅店里，认识了，闲谈中互相夸耀自己的家乡有高楼。
一个说，我们的家乡有座高楼，楼顶上有个麻雀窝，窝里有几个麻雀蛋。有一天，不知怎么，窝破了，这些蛋在半空中孵化，新生的麻雀就翅膀硬了，可以飞了。
所以那些麻雀一个也没摔死，都贴地飞，然后一飞冲天。你想那座楼有多高，愿你还记得这个故事。你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东西，忘了故事，忘了歌，忘了许多人名地名。怎么可能呢？那些故事，那些歌，那些人命地名，应该与我们的灵魂同在，与我们的人格同在。你究竟是怎样使用你的记忆呢？
那旅客说：你想我家乡的楼有多高。另一个旅客笑一笑，不愠不火：我们家乡也有一座高楼，有一次，有个小女孩从楼顶上掉下来了，到了地面上，她已长成一个老太太。我们这座楼比你们那一座，怎么样？
当年悠然神往，一心想奔过去看那样的高楼，千山万水不辞远。现在呢，我想高楼不在远方，它就是故乡。我一旦回到故乡，会恍然觉得当年从楼顶跳下来，落地变成了老翁。
真快，真简单，真干净！种种成长的痛苦，萎缩的痛苦，种种期许，种种幻灭，生命中那些长跑、长考、长年煎熬、长夜痛哭，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发生，“昨日今我一瞬间”，时间不容庸人自扰。
这不是大解脱、大轻松、这是大割、大舍、大离、大弃，也是大结束、大开始。我想躺在地上打个滚儿恐怕也不能够，空气会把我浮起来。
扩展资料：
1、王鼎钧14岁开始写诗，16岁尝试评论《聊斋志异》，19岁在陕西安康日报发表第一篇作品《评红豆村人的诗》。
2、1949年王鼎钧来到台北，考入张道藩创办之小说创作组，受王梦鸥、赵友培、李辰冬诸先生调教，奠定基础，终身自学不息，力行不懈。
3、1950年代初期，王鼎钧进入中国广播公司做剪报、贴资料的工作。有一天，编撰组一位撰稿人员临时请假，主管就叫他临时写了一篇广播稿，结果比原来那位老手写得还好，于是就把他调去专门写稿。
在中广公司，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广播公司编审组长、节目制作组长、专门委员等职务，写了许多广播剧本；后来又进入中国电视公司做编审组长，并且参与电视剧写作。
王鼎钧在50年代初期，先后主编过《台北扫荡报》副刊、《台北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报》副刊、《中国语文月刊》等；亦曾为正中书局编审，并且做过台北三大文艺基金会评审委员。
4、1953年至1954年间，在台湾“文艺协会”主办之“小说研究班”，从事小说创作之研究，并开始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工作。
5、1963年至1966年间，王鼎钧还担任《中国时报》的主笔和《人间》副刊主编，也曾担任过幼狮公司期刊部的总编辑。
在工作的同时，王鼎钧从来没有停下写作的笔，他用本名和“方以直”的笔名，在台湾各报纸副刊写了杂文专栏，并从事舞台剧和小说创作，同时也撰写过许多探讨小说技巧的理论文章。
先后在中国文化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讲授新闻报导写作及广播电视节目写作，亦为各种文艺营、写作研习会上担任讲座，对创作风气、欣赏水准影响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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