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北京涌现出一批向往纯文学的作家,他们不在意宏大叙事,也不想在文章中讨论政治问题,只想描述一种自然、淳朴和淡然的人生状态,这群文学家后来被称为?京派?作家。
作为?京派?作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汪曾祺继承了?京派?文学的诸多特点,尤其是将老师沈从文身上展现出的自然和恬淡气质完全内化,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因为现代文学早已在众多大师,如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的带领下,开始了叙事技巧的?大更新?,文学家的笔法日趋精致和技术化,很少有人对朴素如水的文字感兴趣,换句话说,人们的文学审美,在潜移默化中已经适应了华丽的?匠气?,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几乎以一己之力,使?京派?文学重新受到关注,让这个正在消失的文学流派散发出一股隽永的余韵。
?京派?的复兴20世纪80年代,藉由政策的助力,国内文学界再次尝试接触西方文学,当时不管是欧洲文学还是拉美文学,给中国文坛的冲击都是巨大的,人们对于那些陌生文学巨匠的写作技巧、文字风格以及叙事结构统统惊叹不已,这种出乎意料的震撼感,从侧面展现了彼时中国文学的迷茫,面对已经成体系的西方文学,我们似乎还没有弄明白创作的方向和主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汪曾祺走上前台。
汪曾祺
汪曾祺的文风,既不是大江东去的豪爽,也不是晓风残月的萎靡,而是相对简素而平淡的,但这种平淡并非寡淡,品之无味,相反,读了汪曾祺的文字,读者总有一股意味深长的感觉。汪曾祺在80年代重新开始创作,文风与过去一脉相承,仍旧没有明显的现代感,但明眼人一下就看出了端倪?一种可贵的东西回来了。
那个肇始于新文化运动,经历了战争、迷茫、革命的重重考验,始终保持着自身特色的文学流派再次苏醒,那种与崇高、宏大、雄壮审美大异其趣的?京派?文学回归了人们视野。汪曾祺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个大师,文字上有四大特色。
青出于蓝汪曾祺文字的第一大特色,就是跟沈从文的文学追求相似。
沈从文
如果说汪曾祺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出的最得意弟子,恐怕没人反对。汪曾祺上大学时就素有文名,29岁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这之后一直保持着创作,1980年发表了大获好评的《受戒》,1981年连续推出《异禀》《大淖纪事》《岁寒三友》。这个时候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已然成熟,或者说最终定型,这并不难理解,本来他就视文学风格如人格,彼时汪曾祺已经60岁了,不需要什么变化,而是将已有的风格收紧、提纯,就足以开宗立派了。
汪曾祺的作品个人标签明显,但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文学意蕴:藉由小说?发现与重造民族品德?,也就是把美与善结合,打通由美向善的通道。比如《岁寒三友》讲述朋友之间的义气友谊,为拯救落难的友人,主人公卖掉视若珍宝的三块田黄石章;《鉴赏家》描写知音关系,画师和水果摊贩之间越过了文化隔阂的惺惺相惜;《受戒》刻画了小和尚和女孩之间?思无邪?的感情,纯真而善良;再比如《大淖纪事》彷佛是《边城》的翻版,但是比《边城》多了些阴影,也正是阴影的存在,反而让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更加可贵,甚至比《边城》更贴近现实,彰显了一种坚毅之美。
汪曾祺年轻时
汪曾祺的文字,时时刻刻透露着沈从文的影子,可以说青出于蓝,有没有胜于蓝,不好说,但他确实在老师沈从文的基础上,将?京派?文学带上了另一个台阶。
松散、随意的风格汪曾祺文字的第二大特色,就是松散、随意的风格。
有人曾评价汪曾祺的文字有一种力量,能够抚平暴躁,镇静心神,深得笔法之妙。汪曾祺对自己文字的看法是?传统?随便?,他曾承认?嘉靖三大家?之一的归有光对自己影响深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与西方文学大相径庭,因为他的文字更像是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
汪曾祺的画
相较于结构紧密的现代小说,汪曾祺的小说以松散、随意为风格。关于文字本身应该具有的技术性,有人批评他缺少作文的多样性手段,一味靠松散和随意取巧,面对质疑,汪曾祺曾多次表示,自己的文字是以?节奏?替代结构,强调小说结构的?无迹可寻?,甚至说小说的结构的特点就是随便。他认为写小说就是要把稀松平常的事说得有意思,不要太过突出故事性,那些用力过猛的故事,情节太强,反而会变得不太真实。
另外,松散的风格对他来说,不是无法掌控全文的征兆,而是有意为之的设计,相对于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写法,他更喜欢走一步看一步,以?为文无法?的逍遥态度写自己的想法。
抒情化的散文小说汪曾祺文字的第三大特色,就是小说的抒情化、散文化。
小说重故事还是重语言?也许对汪曾祺来说,在他的小说概念中,语言的重要性远超故事性,语言能够达成的效果,远超于故事本身。
对语言,汪曾祺要求精炼、简洁、准确,他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散文化小说不是史诗,而是抒情诗。就他的作品和小说来看,汪曾祺确实可以称做抒情诗人。这种创作精神,完全继承了沈从文的那种平静、简淡的文字风格,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后,更显意味悠远。
以随笔、笔记的方式写小说,排斥叙事布局、不重视故事性、拒绝在小说中讨论思辨问题,或许正因为这样,汪曾祺的作品中,散文能够集成四册,而小说只能集成两册,在他看来,小说可能只是散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生活中有趣的事、不平凡的人汪曾祺文字的第四大特色,就是喜欢描述生活中有趣的事、不平凡的人。
汪曾祺的文字风格,在浑然天成的气质中,还有着丰富的生活情趣,所谓?鸟兽草木?皆在其中。他善于观察市井生活,尤其是对民间匠人的生活了如指掌,比如《鸡鸭名家》中的?照蛋?、炕鸡子、赶鸭;《大淖纪事》中的锡匠;《受戒》里的?名士风流?;《异禀》中的药店切工等,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会涉及一两种?杂学问?。
汪曾祺
除了有趣的事,汪曾祺还喜欢写不平凡的人,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具有?异禀?的市井人物。这些小人物其实多是?奇人?,而其所谓?异禀?者,在《异禀》中的解释是因为因缘际遇,一些人成了?非常之人?,作为奇人,他们又干成了非常之事。这也让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带有几分传奇的意味。比如在《八千岁》中,勤奋但吝啬的米店老板八千岁,因抠门被小军阀?八舅太爷?控制,只能托,没落世家子弟宋侉子搭救,后者游戏人间,但十分仗义,最终左右周旋,终于救出了八千岁。整个故事简单,但透着一股风尘侠客的味道,每个人都不平凡,很有唐宋遗风。
总的来说,汪曾祺喜好撰写生活中有趣的事以及不平凡的人,他对人间好玩、好吃、好说的东西兴趣盎然,对于诗、书、画更是青睐有加,活泼的心思、高尚的品味、逍遥且自如的文笔,体现了他精神上的优哉游哉。
老年汪曾祺
汪曾祺的文字艺术汪曾祺的文字艺术,并非一蹴而就或者浑然天成,他也不是无师自通,不学而能。早年间,他下笔锋芒毕露,才气尽显,带着一股火气,然而经过时间的沉淀,见得多了、吃得够了、想得透了,最终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地步。
他文字风格的松散、随意,完全建立在?生活中的世界?之上,所以下笔自由自在,相较于那些匠气明显,打磨痕迹突出的文字,更显得充实而真实,仿佛整个人间都是朋友,完全没有脱离实际的疏离感,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一方面由于汪曾祺积累了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始终没有放弃?京派?文学的理念。
老年汪曾祺
朴素、真实、大度、宽厚,是?京派?文学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汪曾祺字里行间散发着的气质,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用令人惊异的力量冲击我们的世界观时,稳住中国文学阵脚的却是?京派?文学,汪曾祺用自己的朴素文字,给?京派?文学留下了一道悠远绵长的余韵,同时,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自信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