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批判
政治批判是巴金批评领域中第一个比较成系统的话语模式.在今天看来,这种批评显得是那么的教条甚至血腥,然而,它毕竟是一代中国人理解和评价巴金的基本思路.因此,我们在巴金批评史的回顾中,仍然应该为政治批判留下一笔,那怕仅仅是非常粗略的一笔.
政治批判话语模式的成型应该上溯到1958年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巴金作品讨论”.这场“讨论”并不是什么自由和平等的“讨论”或“对话”,而是一次权威话语的“成型”和“批判”.它主要是由《中国青年》、《文学知识》、《读书》等杂志发起的,同时还波及到《文汇报》、《青年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武汉大学学报》等近十家刊物.政治批判的代表性文字应该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的《巴金创作评论》、武汉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的《巴金创作试论》和王洪文、李希凡等的批判文字.在文革时期,政治批判继续存在并泛滥.贾植芳等编的《巴金专集》收有文革时期的“批判文章”三篇.它们是胡万春、唐克新的《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上海作协革命造反兵团、上海工人革命文艺创作队的《反革命的〈激流三部曲〉》和《评巴金的战争文学》.当然,这只是政治批判的冰山一角.
从阐释学角度看,政治批判其实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视野.在这种视野之下,巴金其人及其文学作品永远只有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意义.归结起来看,政治批判无论如何气势汹汹,上纲上线,但其内涵却十分枯燥,无非就是以下这个政治学宣判.巴金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作家.由于巴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确实对巴金创作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因此,政治批判话语认为巴金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死敌”.对巴金的具体作品,政治批判也相应逐一进行了解析和批判.
政治批判的话语模式在巴金批判史的发展进程中整整持续了近二十年时间.僵化的意识形态阐释框架注定了这种话语模式的教条化和模式化.对于这种政治批判,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如此的熟悉和厌恶以致于我们虽不能跨越它但也绝不愿为它多花哪怕一丁点儿时间.好在历史永远是一条奔腾的大河,很快就使政治批判成为巴金批评史当中一段小小的插曲.
二．人文批评
从政治批判中复苏过来的巴金批评并没有立刻走向到审美批评、文化批评的开阔天地当中.由于庸俗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新时期巴金批评的首要任务是肃清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对巴金的政治批判,阐释巴金的革命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意义.人文批评成为80年代以来巴金批评的主导话语.
人文批评的要旨是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方面重新肯定巴金,重新评估巴金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总起来看,人文批评作为一种定型化的话语模式,其主要内涵是重塑巴金革命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作家的经典形象.陈思和明确提出：“人道主义是巴金接受其它思想影响的基础,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制约着他的整个思想的发展,自然也决定了他的整个创作倾向.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了巴金的人道主义,才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他的思想发展的关键,也才能够准确地理解巴金这个新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性的作家.” 人文批评与政治批判针锋相对,认为巴金作品的主导思想在于反封建主义和个性解放.巴金的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封建专制主义大家庭的罪恶和封建宗法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因此,巴金是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是进步的作家.
在人文批评研究模式中,陈丹晨的《巴金评传》（1981河北人民版）、李存光的《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1982宁夏人民版）、谭兴国的《巴金的生平与创作》（1983四川人民版）、汪应果的《巴金论》（1985上海文艺版）、陈思和和李辉的《巴金论稿》（1986人民文学版）以及后来李存光又出版的《巴金传》（1992十月文艺版）等都是其中代表性的作品.直到今天,人文批评仍然是许多文学史评述巴金的主导话语.
从一些具体例证当中,我们可以约略理解人文批评对巴金的阐释策略.比如对《激流三部曲》,人文批评就看到了与政治学批判全然不同的含义.陈丹晨的《巴金评传》是新时期以来最早采用人文批评的著作.人文批评的策略在他对《家》的评论中表现得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家》这部作品表现了巴金对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斗争精神”.“《家》像一把利刃无情地撕开了笼罩在这个黑暗王国的庄严外衣,彻底显露了它内部溃烂腥臭的脓疮,使人深深感到这样丑恶的生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能不喊出‘推翻这个制度’‘打倒这个制度’的强烈呼声.”谭兴国在《巴金的生平和创作》中也认为,“《家》的突出的成就是,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由兴旺到衰落的历史,集中控诉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将《家》的主题理解为对封建家族制度、礼教制度的批判和对个性解放的呐喊,在创作意图论上符合巴金个人对自己作品的解释,而在客观文本上也能得到比较多的实际证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文批评才显示出自己在巴金研究上的独特作用,并主导着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
但是,人文批评对巴金文学文本的阐释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文批评作为一种固定的批评模式,往往演变成千人一面的教条化批评.所有对巴金作品的解读都最终归结到“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之上；所有对巴金思想的阐释都最终收束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念之上.这样,自由的批评完全丧失了个性化特征,变成了一种确定性的思想理念的图解.人文批评的模式化使得每个采用这一批评样态的批评都振振有词但又异口同声.人文批评看起来倒不像是批评而是某种社会宣言和政治判决.
其次,人文批评还闭锁了巴金批评可能有的广阔思想空间.人文批评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有过于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巴金进行意识形态的辩护.为了纠正政治批判对巴金的曲解和否定,人文批评特别着重于挖掘巴金的人道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从表面看,这种的批评确是在反叛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但从本质上看,它依旧未能真正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阐释框架.人文批评只不过是将阐释标准从一种意识形态转变为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已.
并不是说人文批评所持有的“革命民主主义”或“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不可取,也不是说人文批评所持有的意识形态体系还赶不上政治批判所持有的意识形态体系,而是说意识形态批评体系总有自己的理论盲区和缺陷.举例而言,人文批评对《寒夜》中曾树生形象的批评就是如此.我们知道,政治批判的话语模式一贯谴责这一女性形象,将她视作追求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堕落的典型形象.人文批评则不然.人文批评不批判曾树生的堕落,相反,而将她视为一个受害者和牺牲品.汪应果就认为：“追求幸福的愿望总要受着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国难当头、政治腐败、丈夫多病,一家生活都要指望着她来承担的时候,一个有良心的人是应该考虑自己的责任的,可曾树生不是这样,这就应该受到谴责.” 然而,“尽管她有不少可让人指责的地方,但从她吃过的那些苦头,以及她的低下的社会地位来看,她也仍是一个受害者——一个害了别人的受害者.”将曾树生理解为一个“受害者”也就将其文学意义定位为“对国民党统治和日本侵略者的控诉”.这表明,人文批评无论如何都要将思想价值和人物形象归结到其特定的意识形态阐释框架当中去.其实,曾树生的形象未见得仅只具有意识形态内涵.她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对独立个性的追求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存在论命题.通过对曾树生形象的考察,我们完全有可能进入更为宽广的话语空间之中.然而,人文批评僵硬的意识形态框架却活生生地阻塞了这样的思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