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知友，在很多小区周围的便利店，门口都有个摇摇机，可以让孩子坐在上面，投进一块硬币，机器就能摇起来，而且还有很耳熟能详的歌曲：“妈妈的妈妈叫什么？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没错，机器里面的放的就是教孩子叫长辈的称谓，其实关于称谓，每个称谓都有很多种叫法，比如妈妈，可以叫母上、母亲；再比如奶奶，在重庆，大家都是叫的婆婆；在比如外婆，很多地方称为姥姥。
最近，这“外婆”和“姥姥”一词引发了网友了热议，事情的起义要从一本语文教材说起。
有网友爆料，上海的小学语文教材把作者原文里的“外婆”一词全部改成了“姥姥”。
这篇课文叫《打碗碗花》（李天芳著散文），出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课本（试用本）。
新版和电子原版对比
不仅在网上能找到的原文里，作者写的是“外婆”，有网友晒出女儿7年前的沪教版语文课本，那时候也还是“外婆”，并没有改动↓↓
结果7年后，不止是《打碗碗花》一篇课文遭到“篡改”，同一本教材的第6课《马鸣加的新书包》，也全部使用的“姥姥”这一表述↓↓
网友们当然不服气，找出了官方在去年针对此问题的答复：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认为，“姥姥”是普通话词汇语，而“外婆、外公”属于方言；
“正正经经叫了几十年的‘外婆’，怎么突然就成了方言呢？印象中，明明‘姥姥’才是方言啊！”——甚至连很多北方人都认为“外婆”才是普通话&书面语。
小编顺手搜了搜全国各地关于“外婆”、“姥姥”的花式称呼。快来看看跟你平时用的称呼一样不？
中国北方称外祖母为“姥姥”。
上海话称外祖母为“外婆”（发音nga bu ）。
粤语称外祖父母为“公公”、“婆婆”。
闽南语不论是祖父母还是外祖父母都称“阿公”、“阿嬷”（也可较专一地称外公、外嬷）。
重庆方言称外祖母为“嘎嘎”，念一声。
湖北利川方言称外祖父母都叫“嘎嘎”。一般“大嘎嘎”是指外公，“小嘎嘎”是指外婆。
湖北武汉方言称外祖母为“嘎嘎”或“嘎婆”，称外祖父为“嘎公”或“嘎爹”。
湖南湘西方言，称外祖母为“嘎嘎”或“嘎婆”。
陕西渭南地区把外祖母称“外婆”。
实际上，“外婆”一词本就不属于方言。
1985年出版的《北京方言词典》在解释“姥姥”的时候就用“外婆”作同义词，可见后者是大家都能理解的通用语。
如果说是因为方言问题，“外婆”不能写进教材，那么，“姥姥”恐怕也难登大雅之堂。
毕竟，在某些南方地区，“姥姥”一词并不等同于“外婆”，而是“爸爸的姐妹”、“爸爸的妈妈”、“爷爷的妈妈”等，辈分都参差不齐。
也就是说，南方人在课本上一眼看到“姥姥”，还真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理解。
于是，一群以南方人为主、夹杂着部分北方人的网友编起了段子：
之后，东方卫视也报道了此事，接受采访的沪语专家态度明确，称“没必要把‘外婆’改成‘姥姥’”
在多年来全国推广普通话的语言环境下，方言和普通话也是不矛盾的，多得是两者皆通、切换自如的人。
1958年，周恩来总理就曾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然而如今，在本地语言和普通话差别较大的地区，方言的生存状况已经十分艰难，而年轻人的方言使用情况更加堪忧。
上面这项调查显示，6到20岁本土出生人群中，吴语区的方言使用率全国垫底，苏州最低，只有2.2%，也就是说每100个苏州青少年里，仅有2人可以熟练使用方言对话。
原以为使用率“高达”22.4%的上海做得很好，可是也有报道称，“上海孩子不会讲上海话”
再看看方言的另一个代表，粤语。
粤语有多难学大家都知道，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门槛并没有给粤语的传承和传播带来阻碍，粤语歌、TVB剧也使粤语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
但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广深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粤语区小孩不会说粤语。
或许正是因为方言文化逐渐凋零的案例太多，所以人们乐于见到“萌到炸”的四川话、“病毒传播”东北话、“塑普VS港普”的纷纷走红。
同时也在暗自祈祷——千万不要让我那亲切的家乡话消失啊。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如此在意“外婆”变“姥姥”的改动，是因为不想看到上海话在官方干预下早早地没了。
因为我们深知，普通话在现在或许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方言则让我们在将来也能记起自己的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