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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且是现代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准确,简洁而又极为丰富,因而具备足够的弹性,恰到好处地表现种种思维的,情感的节奏,使行文富有韵味而魅力无穷.
本文主要从虚词运用,文言句式和词汇的运用等方面考察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一 虚词的大量使用
虚词有助于表达深沉曲折的意思,妙用虚词,既能长话短说又别具韵味.
例1. 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至于"二字若不用,也通.但"黯然泣下"四个字却不能表达尽"黯然……终于泣下"的动态,而这一动态恰恰重现了刘和珍君的情感过程,真切动人.
"此后不曾相见",是普通自然的表达方式.然而,鲁迅先生在这里是痛悼刘和珍君,苦苦追忆往事,连用虚词"似乎","就"显得何其认真!"似乎"二字又传达出了这种信息:刘和珍君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也许没见,也许见了但不曾注意.尤显出刘和珍君的沉静而不凡.同样的这几层意思,若不采用虚词表达,则不但用字太多,行文也会不够紧凑而显得"薄",当然无法锁定这种深沉的感情.
二 文言句法以及古语词的使用
白话文运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面对着极大的语言荒芜.后人也许觉得那时只不过用话记下事情来就是了,实际却是极困难的.有鲁迅当时的话为证:"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就是这样."(《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邹恬先生指出:"五四"小说语言与传统语言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小说语言."五四"小说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其意义不在于白话通俗易懂,易于为读者接受,这一点传统白话小说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而是创造了一种适应新的内容,反映新的审美要求,具有不同艺术功能和艺术表现力的语言.它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的诞生,标志着小说语言现代化的开始.此外,"五四"小说还实现了一个变革,即以书面语言代替口头语言.传统小说受说书影响,口语化程度比较高,它便于讲述,易于理解.而"五四"小说语言有它所传递的内容规定,必须更精致,更含蓄,构造更复杂,层次更丰富.它需要读者坐在案边反复仔细地思索领略,咀嚼回味.
三 双重否定的使用以及鲁迅语言的节奏
鲁迅喜欢说"不",即使在表达"是"的时候,他宁可用双重否定来代替一个肯定.双重否定的使用有力地烘托出作者孤冷的心境,在自述心路历程的时候,作用尤其明显.
钱钟书是现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讽刺为基调的小说家，深刻揭示社会，人类阴暗面的小说家。他那枝魔杖般的笔，犀利，机智、俏皮，将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鞭挞得无所遁形。
钱钟书喜以智者的眼光去洞察人类的种种劣根性，善用象徵 (symbol) 等现代主义文学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常用精辟字句带出尖刻文意，寓意深刻，文笔简洁且一针见血，这种特殊的写作风格在他的著作《人兽鬼》及《围城》尤为明显。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钱钟书的幽默
清人张潮《幽梦影》说：「才兼乎趣始化。」假如要推举符合这层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钱钟书先生是最合适的代表了。不像许多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他实在是个非常有趣、非常幽默、非常爱好「搞笑」的人。
这一点，人们大都是从妙喻纷披的《围城》里了解到的。其实，即使是他那两部渊博浩瀚的扛鼎学术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也幽默不断，能让会心人时不时捧上一把腹。
钱钟书擅长在严肃不苟的学术论据列举中穿插一些笑话故事，放松你的大脑神经。在《管锥编》里，他引用过「孙悟空好色」的故事、「天上有厕」的故事、太监自夸贞洁和驼子自诩恭敬的故事、「杜甫通拉丁文」的故事、一对偷情者的野种出生后大骂「老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的故事、庄子鼓盆竟是因为「一生旷达，被老婆逼不过，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亦即终於从妻管严中获得解放的故事、一故事主角甘愿化身为心上人所坐之马桶的惊人语、「食之和体，气不下溜」的妙语、老妪解小便於大海且自语「不无小补」的笑话，以及菜园一头毛驴观赏己粪所培植之白菜，闻树上莺啼而责怪「你好无聊！瞧我流於高谈阔论吗？我在沉思啊」的令人喷饭的故事……这些小幽默，俯拾皆是，可见钱钟书的学问人生一点也不沉闷。
赵树理作品以及“山药蛋”作家群的家喻户晓和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其作品的深入研究，恰恰是因为其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和民族化。赵树理始终要把他的作品“让不识字的在炕头上纺棉的农村妇女也能听懂”。在今天看来，这种写作方式和写作态度，也许会让一些作家很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强势回归”，随着大批当代作家深入社会底层的“民间写作”，那些蜗居在“象牙塔”里的“贵族化写作”，反倒是“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了。
这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应该是一个值得所有作家关注和思考的文学现象。
赵树理对农民的关注，对农村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特别是对农民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并不是所有的当代作家可以做到的。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他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一心一意地要为农民说话，要为农民写作。赵树理号召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极度自我的“私人化写作”，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始终认为，中国的文学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心甘情愿地为普通读者和底层读者写作，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和主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