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之后，“人生如梦”得到了中国文人方方面面的诠释，魏晋文人慨叹人生如朝露，唐人李白在梦游天姥，白居易从爱情角度去说人生如梦，李公佑宦海沉沦后做“南柯一梦”。苏东坡呢？苏东坡纯粹从生命意义生命形式生命存在的感悟去探究人生奥秘。
梦总是让人想到逃避，想到无奈，想到虚幻，而苏东坡的“人生如梦”则是一种豁达的心态，激进的感悟，积极的试验。
毫无疑问，苏东坡是大儒，但他对佛、道同样染濡均深，但苏东坡又不佛不道，他做的是兼容并蓄。儒家讲究入世，佛家提倡出世，道家追求遁世。经历了人生苦难世道沧桑，好道慕隐独善其身的思想在苏东坡身上起伏出入，这并不奇怪。更何况，佛、道哲学与文人思想结合，本就是宋朝文人的基本倾向，他体验了文人的一种自醒、自觉和自重。而在宋朝，对佛、道的向往，将佛、道二经与文艺结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并不是飘逸潇洒的苏东坡，而是严谨固执的王安石。如果说王安石对佛、道是一种敬仰，敬仰佛、道的节操、经义、生活方式，苏东坡却是一种欣赏，欣赏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担纲，以佛家精神超脱，以道家精神养气，这三句话，虽然有点笼统，但也能说出苏东坡对三家的态度。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会、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
苏东坡与酒的关系最能反映他的性情。东坡爱酒，他的诗词中的酒味丝毫不比李白的淡，但他的酒量实在不如李白，他在《东皋子传后记》中言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不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酒量浅而爱饮，饮而不瘾，这不就是苏东坡吗？而他说“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在《东坡八首》中他又说“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与他绝交的是旧时官场仕途的同仁，“一日无客”不至的“三子”是开酒铺的潘丙，开药店的郭遘，卖竹子的古耕道。苏东坡并不一定要借酒消愁或寄情于酒醉，“客至未尝不置酒”是他的一种礼节爱好，更是他的清逸超妙。苏东坡后来到了海南，自酿自造自取自用，因而取名“真一酒”，酒是“真一”，天底下苏东坡不也是一个“真一”吗？苏东坡哪能不理解其中奥妙，所以才在《真一酒诗》中说：“人间真一东坡老”。
如果苏轼“立场非常坚定”，那他的仕途一定不会那么坎坷。在王安石当政时，如果他“立场坚定”，稍加附会，进用可必，可他并不像邓绾那样“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结果被驱逐出朝。在司马光当政时，如果他“立场坚定”，就不会被诬为王安石第二，再遭驱逐。以至在他四十多年的仕途生涯里有四分之三是在变法争斗的旋涡中度过的。我们从他“身行万里半天下”的一生漂泊中看到的是一种始终坚持自我的无悔，一种祸福得丧付与造物的勇气，这种无畏的勇气不是很让人敬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