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1） 发生期（1917—1920）
划分理由：1917年的文学革命，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标志着现代文学的诞生。
（2）发展第一期（1921—1927）
划分理由：1921年，新文学最早、最重要的两个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分小说集《沉沦》、对白话新诗有奠基意义的诗集《女神》出版；为现代文学赢得国际声誉的鲁迅代表作《阿Q正传》发表，说明现代文学进入发展期。
（3） 发展第二期（1928-1937.7）
划分理由：1927年“四?6?1一二”事变后，国民党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新文学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1928年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期的开始。
（4） 发展第三期（1937.7-1949）
划分理由：1937年“七七”事变后，文艺界结束了分裂局面，代之以统一的抗战文艺运动。
现代文学理论起源于古代的诗学和修辞学传统，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学科为文学理论哺育了一系列论题和概念——摹仿/表现、真实/虚构、主题、情节、文类、比喻、格律等等。但在新“知识型构”的历史语境中，这些论题与概念已逐渐失去阐释的功效，诗学主要描述阐释诗歌领域，面对日益崛起的小说、散文等文类它已黯淡了阐释的锋芒；古典修辞学崇尚实用，研究任何类型公开演讲的技巧，它也很难接榫审美想象性的现代“文学”。随着现代“文学”从广义文化文献中逐渐分离出来，新的知识型构标举差异性原则，文学文本与非文学著作的区别性特征就成为关注的焦点。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文学特性的探询一直绵延不绝，内生的审美性、想象性、形象性、情感性、表现性等等，以及历史上薪火相传的外启的再现性、社会性、伦理性、历史性、时代性等等，但每一种本质属性的提炼，最后都留下概括不尽的余数和周延不密的间隙。事实上，作为“客体”的文学并非一个稳定的实体，文学现象及其属性又极具流变性和多样性，文学的定义总是随着时代变迁而飘浮不定，文学的特性也就呈现出动态流变的不确定性。而且，当现代“文学”从广义的文化文献中分离出来时，它仍然留下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脐带，它与社会、政治、科学、教育等现实领域的曲折缠绕的关系，与历史、哲学、伦理等学术学问藕断丝连的联系，使它的独立自主更像是一种朦胧缥缈的“审美幻象”。
经历种种文学特性的探询后，文学的定义越来越丰富多元，但一个清晰稳定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界定依然可望不可及。对于内涵和外延一直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的文学“客体”来说，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界定文学特性的形而上探询，最终都会落进“刻舟求剑”的认知陷阱里。
尽管批评家界定文学涵义的努力从未停止过，但流动的文学性仍然不能永驻于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框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