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怨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研究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 (ha inventato I’ombrello)。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象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注册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去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还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ehmerz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t1]。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论语·季氏》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那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 “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中国成语里似乎反映了这个情况。乐府古辞《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从此“长歌当哭”是常用的词句；但是相应的“长歌当笑”那类说法却不经见，尽管有人冒李白的大牌子，作了《笑歌行》。“笑吟吟”的 “吟”字并不等同于“新诗改罢自长吟”的“吟”字。
司马迁的意见，刘勰曾顺便提一下，还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文心雕龙·才略》讲到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就是说他那两篇文章是“郁结”、“发愤”的结果。刘勰淡淡带过，语气不象司马迁那样强烈，而且专说一个人，并未扩大化。“病”的苦痛或烦恼的泛指，不限于司马迁所说“左邱失明”那种肉体上的害病，也兼及“坎#”之类精神上的受罪，《楚辞 ·九辩》所说：“坎#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北朝有个姓刘的人也认为困苦能够激发才华，一口气用了四个比喻，其中一个恰好和南朝这个姓刘人所用的相同。刘昼《刘子·激通》：“梗柟郁蹙以成缛锦之瘤，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鸟激则能翔青云之际，矢惊则能逾白雪之岭，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后世象苏轼《答李端叔书》：“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无非讲“仍瘁以成明文”，虽不把“蚌蛤衔珠”来比，而“木有瘿”正是“梗柟成瘤”[2]。西洋人谈起文学创作，取譬巧合得很。格里巴尔泽(Franz Grillparzer)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die Perle，das Erzeugnis deskranken stillen Muscheltieres)；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la perle est une maladie de I’hui tre)，作者的文笔(le style)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1’écou-lement d’une douleur plus profonde)[3]。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象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wie die Perle，die Krankheitsstoff，woran das arme Austertier leidet)[4]。豪斯门(A.E.Housman)说诗是一种分泌(a secretion)，不管是自然的(natural)分泌，象松杉的树脂(like the turpentine in the fir)，还是病态的(morbid)分泌，象牡蛎的珠子(likethe pearl in the oyster)[5]。看来这个比喻很通行。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它，正因为它非常贴切“诗可以怨”、“发愤所为作”。可是，《文心雕龙》里那句话似乎历来没有博得应得的欣赏。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笼统都归于“怨”，作为其中一个例子。钟嵘单就诗歌而论，对这个意思加以具体发挥。《诗品·序》里有一节话，我们一向没有好好留心。“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说也奇怪，这一节差不多是钟嵘同时人江淹那两篇名文——《别赋》和《恨赋》——的提纲。钟嵘不讲“兴”和“观”，虽讲起“群”，而所举压倒多数的事例是“怨”，只有“嘉会”和“入宠”两者无可争辩地属于愉快或欢乐的范围。也许“无可争辩”四个字用得过分了。“扬蛾入宠”很可能有苦恼或“怨”的一面，譬如《全晋文》卷一三九左九嫔《离思赋》就怨恨自己“入紫庐”以后，“骨肉至亲，永长辞兮!”因而“欷欺涕流”；《红楼梦》第一八回里的贾妃不也感叹“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么?同时，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是“群”，简直就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去“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象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看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序》结尾又举了一连串的范作，除掉失传的篇章和泛指的题材，过半数都可以说是“怨”诗。至于《上品》里对李陵的评语：“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更明白指出了后来所谓“诗必穷而后工” [6]。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只说“舒愤”而著书作诗，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彩不表于后世”，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能使他死而不朽。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孤寂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失意不遇，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大家都熟知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Ersatz für den Tri-ebverzicht)，借幻想来过瘾(Phantas iebefriedigungen)[7]。假如说，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
在某一点上，钟嵘和弗洛伊德可以对话，而有时候韩愈跟司马迁也会说不到一处去。《送孟东野序》是收入旧日古文选本里给学僮们读熟读烂的文章。韩愈一开头就宣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历举庄周、屈原、司马迁、相如等大作家作为“善鸣”的例子，然后隆重地请出主角：“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一般人认为“不平则鸣”和“发愤所为作”涵义相同；事实上，韩愈和司马迁讲的是两码事。司马迁的“愤” 就是“坎#不平”或通常所谓“牢骚”；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贯主张：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情”是平静遭到了骚扰，性“不得其平”而为情。《乐记》里两句话：“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具有代表性，道家和佛家经典都把水因风而起浪作为比喻[8]。这个比喻后来被儒家借为己有。《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句下，孔颖达《正义》引梁五经博士贺瑒说：“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韩门弟子李翱《复性书》上篇就说：“情者，性之动。水汩于沙，而清者浑，性动于情，而善者恶”；甚至深怕和佛老沾边的宋儒程颐《伊川语》(《河南二程遗书》卷一八)也不避嫌疑：“湛然平静如镜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势不平，便有湍激，或风行其上，便为波涛汹涌，此岂水之性也哉!……然无水安得波浪，无性安得情也?”我们也许该把韩愈那句话安置在这个“语言天地”里，才能理解它的意义。按照古代心理学，不论什么情感都表示“性”暂时失去了本来的平静，不但愤郁是“性”的骚动，欢乐也一样好比水的“湍激”或“汹涌”。所以，韩愈《送高闲上人序》里一节应当这样句读： “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有动”和“不平”就是同一事态的正负两种说法，重言申明，概括“喜怒”、 “悲愉”等情感。只要看《送孟东野序》的结尾：“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很清楚，得志而“鸣国家之盛”和失意而“自鸣不幸”，两者都是“不得其平则鸣”。韩愈在这里是两面兼顾的，正象《汉书·艺文志》讲“歌咏”时，并举“哀乐”，而不象司马迁那样的偏主“发愤”。有些评论家对韩愈的话加以指摘[9]，看来由于他们对“不得其平”理解得太狭窄了，和“发愤”混淆起来。黄庭坚有一联诗：“与世浮沉唯酒可，随时忧乐以诗鸣”(《山谷内集》卷一三《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之一)；下句的来历正是《送孟东野序》。
他很可以写“失时穷饿以诗鸣”或“违时佑侘以诗鸣”等等，却用“忧乐”二字来申说“不平”，也算是懂事的好读者。
韩愈确曾比前人更明确地规定了“诗可以怨”的观念，那是在他的《荆潭唱和诗序》里。这篇文章是恭维两位写诗的大官僚的，恭维——请注意!——恭维他们的诗居然比得上穷书生的诗，“王公贵人”能“与韦布里闾憔悴之士较其毫厘分寸”。言外之意就是把“憔悴之士”的诗作为检验的标准，因为有一个大前提：“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全宋文》卷一九王微《与从弟僧绰书》：“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正是说“和平之音淡薄”。所以，穷书生的诗才是诗的权衡。推崇“王公贵人”也正是抬高“憔悴之士”；恭维而没有一味拍捧，世故而不是十足势利，应酬大官僚的文章很难这样有分寸。司马迁、钟嵘只说穷愁使人作诗、作好诗，王微只说文词不怨就不会好；韩愈把反面的话添上去了，说快乐虽也使人作诗，但作出的不会是很好或最好的诗。有了这个补笔，就题无剩义了。韩愈的大前提有它的一些事实基础。我们不妨说，虽然“穷苦之言”的诗在质量上未必就比“欢愉之词”的诗来得好，但是“穷苦之言”的好诗在数量上的确比“欢愉之词”的好诗来得多。因为“穷苦之言”的好诗比较多，从而断言只有“穷苦之言”才构成好诗，这在推理上有问题，韩愈犯了一点儿逻辑错误。不过，他的错误不很严重，他也找得着有名的同犯，例如十九世纪西洋的几位浪漫诗人。我们在学生时代念的通常选本里，就读到下面这类名句：“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our sweetest songs are those that tell of saddestthoughts)；“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und es kommt das echte Lied/Einzig aus dem Menschenherzen，/Das ein tiefes Leid durchgluht)；“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Les plus déséspérés sont les chants les plus beaux，/Et j’en sais d’immortels qui sont de purs sanglots)[10]。上文提到尼采和弗洛伊德。称赏尼采而不赞成弗洛伊德的克罗采也承认诗是“不如意事”的产物(La poesia，come e stato ben detto，nasce dal“desiderio insoddisfatto”)[11]；佩服弗洛伊德的文笔的瑞士博学者墨希格(WalterMuschg)甚至写了一大本《悲剧观的文学史》，证明诗常是隐蔽着的苦恼(fast immer，wenn auch oftverhüllt，eine Formdes Leidens)[12]，可惜他没有听到中国古人的意见。
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够避免；没有人不愿意作出美好的诗篇 ——即使他缺乏才情；没有人不愿意取巧省事——何况他不至于损害旁人。既然“穷苦之言易好”，那末，要写好诗就要说“穷苦之言”。不幸的是，“憔悴之士” 才能说“穷苦之言”。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作出好诗，得经历卑屈、乱离等愁事恨事，这代价可不算低，不是每个作诗的人所乐意付出的。于是长期存在一个情况：诗人企图不出代价或希望减价而能写出好诗。小伙子作诗 “叹老”，大阔佬作诗“嗟穷”，好端端过着闲适日子的人作诗“伤春”、“悲秋”。例如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评论寇准的诗：“然富贵之时，所作皆凄楚愁怨。……余尝谓深于诗者，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这原不足为奇；语言文字有这种社会功能，我们常常把说话来代替行动，捏造事实，乔装改扮思想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诗词里，这种无中生有(fabulation)的功能往往偏向一方面。它经常报忧而不报喜，多数表现为“愁思之声”而非“和平之音”，仿佛鳄鱼的眼泪，而不是《爱丽斯梦游奇境记》里那条鳄鱼的“温和地微笑嘻开的上下颚”(gently smiling jaws)。我想起刘禹锡《三阁词》描写美人的句子：“不应有恨事，娇甚却成愁”；传统里的诗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才高，正象传统里的美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娇多”[13]。李贽读了司马迁“发愤所为作”那句话，感慨说：“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也。虽作何观乎!”(《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古代”是召唤不回来的，成“贤”成“圣”也不是一般诗人能够和愿意的，“不病而呻”已成为文学生活里不能忽视的现象。也就是刘勰早指出来的：“心非郁陶，……此为文而造情也”(《文心雕龙·情采》)，或范成大所嘲讽的：“诗人多事惹闲情，闭门自造愁如许”(《石湖诗集》卷一七《陆务观作〈春愁曲〉，悲甚，作此反之》)[14]。南北朝二刘不是说什么“蚌病成珠”、“蚌蛤结疴而衔珠” 么?诗人“不病而呻”，和孩子生“逃学病”，要人生“政治病”，同样是装病、假病。不病而呻包含一个希望：有那样便宜或侥幸的事，假病会产生真珠。假病能不能装得象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乱真，这也许要看本领或艺术。诗曾经和形而上学、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die drei Tauschungen)[15]，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当然，作诗者也在哄自己。
我只想举三个例。第一例是一位名诗人批评另一位名诗人。张耒取笑秦观说：“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于此耶?”(《张右史文集》卷五一《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第二例是一位名诗人的自白。辛弃疾《丑奴儿》词承认：“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上半阕说“不病而呻”、“不愤而作”，下半阕说出了人生和写作里另一个事实，缄默——不论是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往往意味和暗示着极端(“尽”)厉害的“病”痛、极端深切的悲“愤”。第三例是有关一个姓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故事。有个名叫李廷彦的人，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呈给他的上司请教，上司读到里面一联：“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非常感动，深表同情说：“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李廷彦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回答：“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这事传开了，成为笑谈，有人还续了两句：“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陶宗仪《说郛》卷三二范正敏《遁斋闲览》、孔齐《至正直记》卷四)。显然，姓李的人根据“穷苦之言易好”的原理写诗，而且很懂诗要写得具体，心情该在实际事态里体现出来。假如那位上司没有当场询问，我们这些后世的研究者受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影响，未必想到姓李的在那里“无忧而为忧者之辞”。倒是一些普通人看腻了这种风气或习气的作品。南宋一个 “蜀妓”写给她情人一首《鹊桥仙》词：“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一)；“脱空”就是虚诳、撒谎[16]。海涅的一首情诗里有两句话，恰恰可以参考：“世上人不相信什么爱情的火焰，只认为是诗里的词藻。”(Diese welt glaubt nicht an Flammen，/und sie nimmt’s für Poesie)[17]“春愁”、“情焰”之类也许是作者“姑妄言之”，读者往往只消“姑妄听之”。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似乎恢复了小孩子时代的天真老实，把白纸上的黑字认真坐实，有时碰见“脱空经”，也看作纪实录。当然，“脱空经”的花样不一，不仅是许多抒情诗词，譬如有些忏悔录、回忆录、游记甚至于历史，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我开头说，“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里，我牵上了西洋近代。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会不知不觉地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智力和生命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尽管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诗可以怨”也牵涉到更大的问题。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而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18]；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同的心理基础?悲剧已遭现代新批评家鄙弃为要不得的东西了[19]，然而历史上占优势的理论认为这个剧种比喜剧伟大[20]；那种传统看法和压低“欢愉之词”是否也有***同的心理基础?一个谨严安分的文学研究者尽可以不理会这些问题，但不妨认识到它们的存在。
自注
[1]《扎拉图斯脱拉如是说》(Also sprachZarathustra)第四部，许来许太(K．Schlechta)编《尼采集》(1955)第2册527页。
[2]参看赵翼《瓯北诗钞》七言律三《闻心余京邸病风却寄》之二：“木有文章原是病，石能言语果为灾”；龚自珍《破戒草》卷下《释言》：“木有刘彰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
[3]墨希格(Walter Muschg)《悲剧观的文学史》(Trag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第3版(1957)415页引了这两个例。
[4]《论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vul)2卷4节，《海涅诗文书信合集》(东柏林，1961)5册98页。
[5]《诗的名称和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of Poetry)，卡特(J．Carter)编《豪斯门散文选》 (1961)194页。豪斯门紧接说自己的诗都是“健康欠佳”(out of health)时写的；他所谓“自然的”就等于“健康的，非病态的”。加尔杜齐(Giosuè Carducci)痛骂浪漫派把诗说成情感上“自然的分泌”(secrezione naturale)，见布赛托(N． Busetto)《乔稣埃·加尔杜齐》(1958)492页引；他所谓“自然的”等于“信手写成的，不经艺术琢磨的”。前一意义上“不自然的(病态的)分泌”也可能是在后一意义上“自然的(不加工的)分泌”。
[6]参看《管锥编》935—937页。
[7]弗洛伊德《全集》(伦敦，1950)第14册355又433页。[8]参看《管锥编》1211—1212页。
[9]参看沈作喆《寓简》卷四，洪迈《容斋随笔》卷四，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六《李南涧诗序》，谢章铤《藤阴客赘》。
[10]雪莱《致云雀》(To a Skylark)；凯尔纳(Justinus Kerner)《诗》(Poesie)；缪塞(Musset)《五月之夜》(La NuitdeMai)。
[11]《诗论》(LaPoesia)第5版(1953)158页。
[12]《悲剧观的文学史》16页。
[13]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王辅道《浣溪沙》：“娇多无事做凄凉”，就是刘禹锡的语意。
[14]范成大诗说：“多事”，王辅道词说“无事”，字面相反，意蕴相合。单字单词的意义构成了整句整篇的意义而又被它支配；部分和全体之间是循环往反的关系。参看《管锥编》169—172页；又斯比泽(L．Spitzer)《语言学与文学史》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自注6，弗理门(D．Freeman)编《语言学与文风论文集》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1970)36—38页。
[15]让·保尔(Jean Paul)《美学导论》(Vorschule der Aesthetik)第52节引托里尔特(Thomas Thorild)的话，《让·保尔全集》(1965)第5册193页。
[16] 与“梢空”同意。“经”是佛所，有“经”必有佛；《宣和遗事》卷上宋徽宗封李师师就说：“岂有浪语天子脱空佛?”
[17]海涅《新诗集》(Neue Gedichts)第35首，《诗文书信合集》第1册230页。
[18]参看《管锥编》946—949页。
[19]例如罗勃-格理叶(Alain Robbe-Grillet)《为新派小说辩护》(Pour un nouveau Roman)(1963)55页引巴尔脱(Roland Barthes)的话，参看66—67页。
[20]黑格尔也许是重要的例外，他把喜剧估价得比悲剧高；参看普罗阿(S．S．Prawer)《马克思与世界文学》(Karl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1976)270页自注99提示的那两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