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诗中看苏轼的政治成就
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 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2.苏轼在政治,诗歌,词,赋,散文,书法,美术绘画,学术研究,美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
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
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3.从诗中看苏轼的政治成就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
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
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 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
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享年六十六岁。
4.苏东坡的诗词20首附赏析婉约的： 水龙吟 宋苏轼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②。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③。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江 城 子 苏 轼 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注释 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结合自己十年来政治生涯中的不幸遭遇和无限感慨，形象地反映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的忆念。
作者写此词时正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他的妻子王弗在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死于开封。到此时（熙宁八年）为止，前后已整整十年之久了。
词前小序明确指出本篇的题旨是“记梦”。然而，梦中的景象只在词的下片短暂出现，在全篇中并未居主导地位。
作者之所以能进入“幽梦”之乡，并且能以词来“记梦”。完全是作者对亡妻朝思暮念、长期不能忘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所以开篇使点出了“十 年生死两茫茫”这一悲惨的现实。这里写的是漫长岁月中的个人悲凉身世。
生，指作者；死，指亡妻。这说明，生者与死者两方面都在长期相互怀念，但却消息不通，音容渺茫了。
作者之所以将生死并提，除阐明题旨的作用之外，其目的还在于强调生者的悲思，所以，接下去立即出现“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词句。“不思量”，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恰好用它来表明生者“自难忘”这种感情的深度。
“千 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二句，马上对此进行补充。阐明“自难忘”的实际内容。
王氏死后葬于苏轼故乡眉山，所以自然要出现“千里孤坟”，两地睽隔的后果，作者连到坟前奠祭的时机也难以得到。死者“凄凉”，生者心伤。
“十年”，是漫长的时间；“千 里”，是广阔的空间。在这漫长广阔的时间空间之中，又隔阻着难以逾越的生死之间的界限，作者又怎能不倍增“无处话凄凉”的感叹呢？时、空、生死这种种界限难以跨越，那只好乞诸于梦中相会了。
以上四句为“记梦”作好了铺垫。上片末三句笔锋顿转，以进为退，设想出纵使相逢却不相识这一出人意外的后果。
这三句有很大的含量，其中揉进了作者十年来宦海沉浮的痛苦遭际，揉进了对亡妻长期怀念的精神折磨，揉进十年的岁月与体态的衰老。设想；即使突破了时、空与生死的界限，生者死者得以仍然“相逢”， 但相逢时恐怕对方也难以“相识”了。
因为十年之后的作者已“尘满面，鬓如霜”，形同老人了。这三句是从想象中的死者的反映方面，来衬托作者十年来所遭遇的不幸（包括反对新法而乞求外调出京的三年生活在内）和世事的巨大变化。
下片写梦境的突然出现：“夜来幽梦忽还乡”。就全词来讲。
本篇的确是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此句则悲中寓喜。“小轩窗，正梳妆”，以鲜明的形象对上句加以补充，从而使梦境更带有真实感。
仿佛新婚时，作者在王氏身旁，眼看她沐浴晨光对镜理妆时的神情仪态，心里满是蜜意柔情。然而，紧接着词笔由喜转悲。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两句上应“千里 孤坟”两句，如今得以“还乡”，本该是尽情“话凄凉”之时，然而，心中的千言万语却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只好“相顾无言”，一任泪水涌流。
这五句是词的主题：“记梦”。正由于梦境虚幻，所以词的意境也不免有些迷离惝恍，作者不可能而且也用不着去尽情描 述。
这样，反而可以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结尾三句是梦后的感叹，同时也是对死者的慰安。
如果联系开篇的“十年”，再加上无限期的“年年”，那么，作者对亡妻的怀恋，不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么？本篇在艺术上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便是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由于作者对亡妻怀有极其深厚的情感，所以即使在对方去世十年之后，作者还幻想在梦中相逢。
并且通过梦境（或与梦境相关的部分）来酣畅淋漓地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既无避忌，又不隐晦。“不 思量，自难忘”，“无处话凄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等句，都反映了直抒胸臆与吐属自然这样的特点。
另一特点是想象丰富、构思精巧。作者从漫长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之中来驰骋自己的想象，并把过去，眼前，梦境与未来融为统一的艺术整体，紧紧围绕“思量”、“难忘”四 字展开描写。
全词组织严密，一气呵成，但又曲折跌宕，波澜起伏。上片八句写梦前的忆念及感情上的起伏，下片前五句写梦中的悲喜，末三句述梦后的喟叹。
情节，有起有伏；用笔，有进有退，感情，有悲有喜；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再一特点是语言爽快，纯系白描。
由于这是一首抒写真情实感的词作，语言也极其朴素自然，真情实境.明白如话，毫无雕琢的痕迹。这样质朴的语言又与不同的句式（三、四、五、七言）的交错使用相结合，使这首词既俊爽而又音响凄厉，恰当地表现出作者心潮激荡、勃郁不平的思想感情。
具有一种古诗和律诗所难以产生的内在的节奏感和扣人心。
5.苏轼生活的时代政治和文化苏轼生活的北宋中期，正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扩展资料：
苏轼在文化上的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百度百科—王安石变法
百度百科—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