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炼性 李乐曾在《论鲁迅的语言艺术》中谈初读鲁迅小说的印象：“精奇，无一字陈腔滥调”，又说“鲁迅的小说，却绝不会让人产生这几句是可有可无、这个词语是可以删去也不要紧的想法。他的小说是可以拿来作范文背诵的.”
二、创新性 “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就是这样。”创新的语言观指导着创新的语言实践。鲁迅作品的语言在形式上就以别具一格著称，它们以白话文为主，文言文和白话文相杂糅，中西结合，而语法多变。这样的语言对现在的中学生来说的确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但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创新之举。以鲁迅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例，小说发表后因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这“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中，自然包含着语言的巨大作用，或者说主要就是语言的功效。 鲁迅作品语言的创新性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语体的变化，在具体语言的运用中，其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语言搭配常令人叹为观止。虽然“他的作品的用字是生硬的，同常见的流利的陈腔滥调完全两样。而他作品的杰出，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语言的‘生硬’。他艰难地在白话文的草创阶段创造着语言，在小说里因为他的完美成功还不太看 得出‘艰难’，在那本《野草》里却把他创造语言的艰辛过程表露无遗。他在实在找不到语言的地方，宁愿用最为生涩的古代佛经译文中的字词来表达自己。”因为“他的思想是全新的，这全新的思想逼迫他去寻找全新的语言。……全新的语言是去除了任何模糊的、表达大众化概念的陈腔滥调后的语言”，“他的每一个字中都包含着他独特的心灵印记”，“每一个字都是因为表达他自己的必要才写”[4]。如《祝福》中写过年前鲁镇的新年气氛时有“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一句，其中“钝响”一词可谓神形毕肖地渲染出了当时的沉闷气氛。但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并没有“钝响”一词，这是鲁迅运用传统的语义造词法造出的一个新词：将“钝”词素与“响”词素临时地组在了一起，传达出了用传统词汇如“低响”“暗响”“闷响”“爆响”等无法传达的意境，是之谓“创新”。其他如“狭人”（与“阔人”相对）“他信力”“自欺力”（与“自信力”相对）之类的造词，鲁迅均是信手拈来，却妙趣横生。
三、精确性 鲁迅用语，准确妥贴，这样的例子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如《记念刘和珍君》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此处，“至于”二字若不用，也通；但“黯然泣下”四个字就不能表达穷尽“黯然……终于泣下”的动态，而这一动态恰恰重现了刘和珍君的情感过程，真切动人。所以必须有“至于”二字才能文尽其意。“此后不曾相见”，看是普通自然的表达方式，却传达出了鲁迅当时对此事的态度，因为痛悼刘和珍君，所以苦苦追忆往事，连用虚词“似乎”“就”显得何其认真！“似乎”二字还传达出了这种信息：刘和珍君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也许没见，也许见了但不曾注意，更加显出刘和珍君的沉静而不凡。同样的这几层意思，若不采用这几个虚词表达，就难以确切地传达出鲁迅当时那种深沉的感情。又如他对“大”字的运用，可称得上变化万千、意义无穷而精确传神，此引李瑞山先生的一段话证之： 作者常以这样的词语用在诗中：《复仇（其二）》中的“大欢喜”“大悲悯”“大痛楚”；《死火》中的“大火聚”，特别是《失掉的好地狱》中的“醉心的大乐”“遍身有大光辉”“运大谋略，布大罗网”“大威权”等。这里用的“大”字，多是模仿古代汉译佛经的语气。（据《野草》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单行本《失掉的好地狱》注释2）。这当然与有的诗作涉及到佛经的内容有关，但也可以说是作者喜欢这种构词方式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散文诗中，以增强词语的表现力和感情色彩。作者在写《自言自语》时就这样用过，如《我的父亲》中：“大安静大沉寂的死，应该听他慢慢到来。谁敢乱嚷，是大过失”；从而抒发了作者的愤激、悲慨、痛切的感情。一个单字，习闻常见，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与一定的词语相结合，就变得如此传神，能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感情。
四、深刻性 无论是鲁迅当世之际还是其离世之后，都不断有人把他与“绍兴师爷”联系起来，原因之一就是其作品语言独具的深刻性。周作人在《鲁迅的文学修养》一文中提到过一个有趣的地域与人文相关的现象。他说，“鲁迅的著作，不论小说或是杂文，总有一种特色，便是思想文章都很深刻犀利。这个特色寻找它的来源，有人说这是由于地方的关系。”现在我们认为，鲁迅兄弟恰好分别继承了浙江思想界与文艺界的两大潮流——“飘逸”和“深刻”，与鲁迅相应的，正是“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
五、奇特性 这一特征主要通过象征、比喻、拟人、借代、讽刺、飞白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来实现。在鲁迅的作品中，这样的用法俯拾皆是。如小说中人物的命名便饶有兴味：红鼻子阿义，白胡子老头，豆腐西施，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高尔础，孔乙己，阿Q……每一个名字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故事，令读者阅读之后便能睹名思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他如用“细脚零仃的圆规”称杨二嫂，以“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形容“我”被祥林嫂逼问时的窘态，以“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形容康大叔见到华老栓银洋时的贪婪，以“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来形容围观的无聊看客等等，皆新颖、传神、发人深省，有时又令人忍俊不禁。此外，口语、俗语、方言、土语的运用构成了鲁迅作品奇特性的另一面，使他的小说可读性大大增强。
六、幽默性 鲁迅作品多谐趣，无论是杂文还是小说甚至散文诗歌，都不缺少幽默的影子。此处仅举一例： ……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人之初，性本善”么？这并非现在要加研究的问题。但我还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桔”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