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哥，咱们什么时候去抓麻雀啊？”周作人带着笑呆呆地问道。
树人瞟了弟弟一眼：“没看见我这儿还要看书吗？去去去，一边儿玩去。”满脸的尘土周作人对着哥哥吐了吐舌头跑开了，那边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小弟建人在太师椅上小盹。那年，鲁迅8岁
三兄弟的感情一直都是很好的，一来大哥长弟弟不少，二来三人的成长又基于家庭的变故，自然懂事得早。鲁迅作为大哥，是周家长子，内心深处蕴藏着更多的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言语中也常自然地流露出一种霸气。二弟作人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在迎奉着大哥的同时也要有着做二哥的威严，骨子里充斥着或许多年来颂读古文经典的中庸。建人开始真正成长的时候两个哥哥纷纷外出求学，自然，建人便一直是作为小弟弟的姿态出现在两个哥哥面前。
鲁迅和周作人相距四岁，是兄弟间挨得最近的，再加上周作人既聪明又随和，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情分自然比旁人也厚，有点什么趣事，常常合着伙地干，很少相瞒。
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周介孚因牵涉一场科场案被关进了杭州监狱。父母怕株连孩子，赶忙把他们安插到离城不远的大舅父家避难。周作人当时还有溺床的毛病，早晨起床，常把席子溺得透湿。时间长了，受到的讥讽就慢慢多起来，甚至连“乞食的”话儿也吐出了口。鲁迅知道寄人篱下、逆来顺受的滋味不好尝也得吞下，但他又不愿让周作人的心灵多受刺伤，于是就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亲戚家的白眼。周作人年纪尚幼，居然对这些艰难浑然不晓，一直到后来读了鲁迅关于这段生活的回忆文字，才知道哥哥对自己的庇护是多么地无微不至。
半年后，家中又遇不幸，养病的父亲突然狂吐起鲜血来。为请名医，家中忍痛卖掉了田产。“名医”最后是请到了，可用的药却格外稀奇古怪，药引更是难找，什么几年的陈仓米，经霜三年的甘蔗，什么“蟋蟀一对”，旁边还注着小字道：“要原配。”百草园中虽蟋蟀众多，但要捉到“原配夫妻”却也不易。为此，鲁迅把周作人找来，事先商定好见了那“虫夫妇”就一人捉一只，好在兄弟间也配合惯了，费了一点周折后，总算捉到了一对，用棉线缚了送进药罐里。
然而，奇草怪药还是没有救得父亲的命，不久老人家便溘然长逝了。但兄弟间这次在困境下的倾力合作，却深深地铭在了两人的心中，一直到兄弟绝交以后，他们仍忘不了这童稚时代留下的故事。儿时毕竟是不谙世事充满着童趣的，鲁迅在《伤逝》中用年轻人的凄凉爱情去映射了这段曾经的美好回忆，当周作人念到这篇虽讲的是凄美的爱情却与自己紧紧相扣的故事时，也不禁挥袖感叹儿时的美好了。
有一年的秋天，江南桂花飘香，家里的大人在桂树下歇晌。鲁迅和周作人出人意料地开始表演起自编的儿童剧,手舞足蹈，把大人们逗得乐不可支。在人家的小孩儿还在围着母亲要洋钱买糖糕的时候，兄弟俩的创造天赋就开始渐渐展现。
冬天，家中盛水的大缸里结了一层薄冰，鲁迅敲碎后捞了来分给弟弟们吃，三人咬得满嘴爆响。当然，他们也有扫兴的时候。还有一次，鲁迅从一张“老鼠成亲”的画中得知元宵节晚上是老鼠成亲的日子，于是与弟弟一咬耳朵，睁着眼睛守了一夜，结果啥也没看见。第二天，周作人干什么事都无精打采，但对兄长却毫无责备之意。
当然，兄弟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譬如性格上自小就截然相反。鲁迅正直敢为，不平则鸣，在是非间是个毫不甘沉默的人。周作人则和顺平静，用心专注，不爱惹事，即使在不良的环境中也能随遇而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兄弟不同的个性真正主宰了他们一辈子。
有一次，他们听说附近新台门王宅的私塾有个叫“矮癞胡”的先生，对学生特别苛刻，凡学生要小解，都须事先请求，得到了“撒尿签”后才可上茅厕，对此，三味书屋的同学都很骇异。然而鲁迅不光是骇异，第二天中午，他便率领“义师”去惩罚，到达后，发现无人，大家便把愤怒一股脑儿地泄向了“撒尿签”上，将它们尽数撅折，还把“矮癞胡”的笔筒墨砚覆在地上，以示惩戒。在这一场大闹中，身为大哥的鲁迅敢作敢为，俨如主帅，而周作人却虽动手出力，但是绝不打头。周作人从小便温文尔雅，鲁迅自幼的批判与革命使着两兄弟骨子里就有着必然的矛盾，若启明与长庚般不能同存于天际。
在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中，也有趣地反映了他两个哥哥小时候的性格：
（大约是1894年新年）我们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买来以后，我就把这件事讲给我父亲听了……（父亲）便叫拿来给他看看，大哥便拿给父亲看了,他翻看了一会，似乎也颇有兴趣的样子，不作一声地还给大哥了。以后，我大哥便叫我谗人。他叫了我几次，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以为我还不懂……“谗人”的意思，就不再叫了，又叫我“十足犯贱”，这意思，是通俗的，当然懂，但我不睬他!他也不叫了。
二哥却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大概没有起绰号,给人以难堪这类事吧。从小弟的观察里，显出了大哥的尖刻、不饶人与二哥的宽容。二人个性的差异是鲜明的，从小的性格差异与今后二人的人生发展紧密结合在了一起。鲁迅的尖刻不饶人反映在了他以后的文字与和人的斗争中，而周作人中庸妥协的个性贯穿着他的一生，不能说这是一种悲哀，这或许只是上天的安排。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56年，但就是这56年，他为中国文坛甚至世界文学历史留下了宝贵而不朽的作品，如借人之眼，述己之言的《狂人日记》，诙谐而又不乏深刻的《阿Q正传》，都成为了永恒的经典。鲁迅作品中举足轻重的杂文和书信也因为他的文学性与历史性在经历了几十年时光之后仍然熠熠生辉。
鲁迅自小便酷爱读书，祖父曾是晚清进士，家境一度非常宽裕，鲁迅与其弟周作人自小便有机会和条件去接受比较好的私塾教育，这为此后二人成为在国学研究上造诣颇深的大师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鲁迅年少时资质聪颖，且又好学，十三、十六岁时因祖父受贿案与父亲的去世，家境每况愈下，但鲁迅仍是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国学基础与对新学的向往于1889年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许寿裳在《鲁迅先生年谱》中记道：“(鲁迅先生)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可以说，鲁迅已经不是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的产物，而是一个充满着新思想、新观念的时代进步的典型代表，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二弟：周作人的散文闲适、冲淡，少有人间烟火气，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是散文中的佳品，他深厚的国学底蕴与温文尔雅的性格特点促使着他写出几乎不逊于鲁迅的白话文来，或许二者又不能同日而语，因为鲁迅的底子里透着坚毅，透着不饶人的尖刻，而周作人自小内心的抑郁，性格中懦弱中庸的一面自然与鲁迅文风相异，或许两人只有在同翻译一部著作时才能找到更多的***同点。
周作人的出生或许就带有传奇性，虽然他在76岁写回忆录时一再强调：“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征兆”。但是曾经有段传说，说周作人诞生前他的堂房阿叔夜游归来在屋内看到了一个白须老人，白须老人消失了，周作人也伴着他的哭声呱呱坠地，于是这婴儿刚刚出世，手脚都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就叽叽喳喳有了吉凶、臧否两种议论，或许传说并说明不了什么，或许传说也只是一些人的谈资而已，但周作人83年坎坷的人生经历，让我们不得不去考虑他的吉凶、臧否了。不管人们怎么说，这“白须老人”的形象却已经深深地印在周作人的心上了，以至于50年后，他在写“自寿诗”时，首联就写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两句。
周作人的内心深处自小就充满着“忧郁”，尽管当时他的世界还是快乐的，但是幼时家境的变故与时代的变迁，让幼小的心灵从小就在天性与自然的美好中充斥着无形的压力，这压力或许无从而来，但隐隐的渗透了他的全身，幼年的周作人是与祖母住在一起的，他中庸尔雅的性格和自小与老年人住在一起有着分不开的联系，他的祖母传统而内敛，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不幸，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象。”
“我的祖母……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别的苦境……那种苦忍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者也。”
周作人从祖母的苦忍守礼里，第一次领悟到封建礼教压抑人本性的残酷，第一次唤起了他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同情。
由于周作人九岁时祖父犯事而关牢监，所以据周作人自己回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教育开始于1885年到三味书屋去附读，由此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许那个时候的感受是直观而感性的，但他念的第一本经书是《上经》（即《中庸》的上半部），之后又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孔孟老庄是必读的课程，不能不说这中庸之道影响了周作人的一辈子。
鲁迅的启蒙教育虽也是在三味书屋，那个江南小城铺着青石板的路旁的一间古朴的老屋，他们都在这里接受了中国典籍的原始熏陶，但是两兄弟的人生道路恰恰从这里潜伏下了深深的差异，可以说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式的所谓正统教育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周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