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过诗中的怀人之作，情真意切，哀而不伤。如《将至五羊先寄伯达仲豫二兄》，先写党内与二兄分离时的悲伤、怀念，后写将归的欣喜。石后面部分写道：“崎岖七年中，云海同浩渺。岂知羌村晚，惊拜杜陵老。干戈虽事异，欢喜动夷獠。山川旧凄惨，云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风不堪扫。”他的唱和诗，也不是一般性的应酬文字，而是抒胸臆，叙友情，乐田事，悯农耕，多属言之有物。苏过的诗歌中，抒怀诗作不少，他总是不加掩饰的吐露心声，直抒胸臆。我们知道，自古隐逸者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弃仕禄而求自由，而苏过终未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许多年来，他早已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存问题的迫切，因而学陶的同时常常流露出生计艰难的感慨。他在《和叔宽赠李方叔》中吟道：“谁令三径荒？投老食屡艰。……不求桑榆暖，乃慕桦桂寒。学稼虽可贱，乐志良独难。当观五鼎食，不异瓢与箪”；在《送伯达兄赴嘉禾》诗中吟曰：“我生三十余，忧患恰半生……五载卧箕颍，分甘一廛氓。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营”。苏过《次韵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是其诗中最具渊明风神韵致之作：“春阴翳薄日，白石俯清流。心目两自闲，醉眠不惊鸥。……澄江可寓目，长啸忘千忧。倘遂北海志，余事复何求”。此诗得意处，也可以说“不甚愧渊明”了。又如他对自己最后十年的官场生涯，那种厌仕思想和思归情怀，在诗中就做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初入仕途，他的体会是：“我生江海上，性与鱼鸟逸。端来入世网，竟坐形骸役。此心本洞然，六月遭怵迫。”“我昔千里上太行，身世漂零如逆旅”。他盼望这种违心的仕宦生涯早日结束：“何时脱缰索，着我林泉帽”“安得浪漫游，时解冠带缚”“身作三年客，愁随万点鸦。家书空系雁，灯信未沾花。万里寻归计，柴桑似有涯”。《和赵承之竹隐轩诗》极言厌官思隐之意：“莫将不赀身，玩此有限年。必待三径足，何时赋归田？陶令甑无栗，阮公不言钱”。然而迫于生计，他又不能弃官归去：“我恨营口腹，敛板惭妻孥。三径未及归，高卧子不如”。同僚诗友任况之将“返旧庐”，他徒自羡慕：“息肩子有日，我愧今不如。嗟哉妻孥累，口腹亦见驱。一坠世网中，局促辕下驹”这种违心又无奈的小吏生涯对他来说是痛苦的煎熬：“青衫百僚底，屏气不敢出。谓当哭途穷，何当折腰膂……念我丘壑人，老矣事簪组。端如赴缧囚，坐受狱吏侮”。后来苏过回忆这一段生涯，仍有“簪裳如缧囚，我生三年系。一落尘网中，遂负山林志……凄凄百僚末，举首触嗔忌。早知折腰恶，谁敢朱云吏”之叹。他在罢太原监税不到一年，又奉敕命知郾城县，在任四年多，他觉得像身不由己的工具一样被驱使：“我方处世如铅舂，自知冠冕久不工”。
苏过元符元年在儋耳作《志隐》赋，以苏轼所信奉的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安贫乐道的思想来宽慰父亲：“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他在惠、儋时期写的诗文，有许多都含有援道、释以宽慰父亲的用意。他在安慰父亲的同时，其实也在安慰自己，因为庄与释是他终生的精神伴侣啊。苏过的赋除《志隐》外，《思子台赋》和《飓风赋》，已早行于世。《思子台赋》系就汉武帝错杀太子据，后又作“归来望思之台”以级寄哀思一事加以评论铺叙而成。赋中对汉武帝的多忌、暴戾、嗜杀，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挞伐，许多大臣“皆以无罪而夷灭，一言以就诛”。并上至秦皇，下及晋惠，他们三人“皆信谗而杀子，匿奸而败国，各筑台以寄哀，信同名而齐实。”这是一篇历史评论方面的赋，颇负盛名。另一篇《飓风赋》，绍圣二年作于惠州，因飓风而论“大小出于相形，忧喜因于所遇”的相对之理，借大鹏以示不忧不惧之意。作品描写海域飓风的发生、发展、结束等几个阶段的景象。写飓风的先兆是“断霓饮海而北指，赤云夹日而南翔。接写飓风初来之迅疾；既而写飓风来势异常凶猛；再写飓风去后人民修墙补屋，相互慰勉；而飓风停止后则是“山林寂然，水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湛广宇之苍苍，流孤月之荧荧。”事后，回顾当时的惊惧失措，又自我解嘲说：“均大块之癔气，奚巨细之足辩，陋耳目之不广，为外物之所变。”而赋的重点则在飓风正盛的部分，作者用生动的笔触，形象是辞藻，众多的比喻，绘声绘色的描写，表现了飓风声势之大，威力之猛，其夸张铺叙手法，并不亚于汉赋。
苏过的散文写得很好，保存至今的有百余篇。其中的史评史论，彰显了苏过的才气和独到的见解。《萧何论》针对“萧何请以上林苑以与民，高祖大怒而械系之，以付廷尉”一事进行评论，认为刘邦疑忌萧何，真正的原因是萧何智大功高，怕其名望超过自己不好驾驭，“有可疑之势”。就找个借口，把这位开国功臣、治国良相“械系之廷尉”。苏过由此慨叹“功臣之难，自古而然”。文章引用充分的论据，笔酣墨饱，说服力极强。《书周亚夫传》，列举事实说明亚夫逊而能文，任重道远，可谓“真宰相”。“人能轻千金之躯，以任天下之重，祸福不惧，生死不易，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苏过的传记散文《王元直墓碑》，写其舅父王元直的生世经历，为我没娓娓道来，情真意挚，感人至深。苏氏父子在海南时，常与黎族同胞同饮***醉，并接受他们的馈赠，和睦相处。因为有了这样深入的了解，苏过对当权者所采取的一味镇压、盘剥当地少数民族的政策十分反感，写了一份长达二千余字的《论海南黎事书》。在这份时事政论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民族自治”的说法：“为执事计者，上策莫如自治。当饬有司严约束，市黎人物而不与其直者，岁倍偿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赂者，不以常制论，而守令不举者，部使者按之……”明确主张朝廷应严禁官吏刻剥黎族同胞，惩办那些贪赂行奸、残民自肥的地方官吏，让其实行自治，自我管束。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篇论及海南黎族政策的文章。这与苏东坡所主张的“汉黎一家”的进步民族观一脉相承。东坡诗：“咨尔黎汉，均是一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民族平等观念，并盛赞黎族同胞：“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父子二人以平等的姿态观察民族问题，提出了封建时代十分难能可贵的“抚黎”政策。
苏过有诗文集《斜川集》传世，据《宋史》记载有二十卷，经“靖康之难”，至南宋已散佚过半，十分可惜，现仅存六卷。四川眉山人为纪念三苏父子，对苏过的德操和文学成就不能忘怀，故于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镂版《三苏全集》。该雕版实际上包括苏过的《斜川集》残卷三册六卷，其中遗诗五十三首、文十五篇。三苏祠今存有一九九六年版、舒大刚等编著的《斜川集》10卷。眉山试院(今苏祠中学)大门前有对副联：“千载诗书城，坐修竹林中，尽饶佳士；四贤桑梓地，问斜川集后，谁嗣高文?”用此联激励眉山仕子。其中“四贤”，即指三苏父子和苏过，该联现悬挂于三苏祠西大门。苏过生不逢时，未能很好第发展自己的才华，后人深为之惋惜。清人赵怀玉在《校刻斜川集序》中说：“……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之下。惜乎身处末流，仕又再黜，坎坷道死，不获措其蕴于天下，是则才人之不幸夫！”然而即使如此，在宋代，苏过仍不失位一位颇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就非常推崇苏过的诗文，只不过他的文学成就，已被父辈辉煌的光芒所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