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你要的是哪一方面。。。干脆把导读全贴上来了~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旗帜
一、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姓周，本名樟寿，字豫才，后又取名树人。“鲁迅”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父亲周伯宜，是一个有维新思想的读书人。母亲鲁瑞，农村人，以自修得到看书的能力，她的品格影响着鲁迅的一生。鲁迅幼年常住外婆家；六、七岁时读私塾。那时除了读“四书”“五经”外，也读“野史”“笔记”之类，并喜欢民间木刻、绘画艺术和“社戏”。十三岁时祖父下狱，他避难于乡下，接触了农村社会，使他有了最初的反封建思想。这段生活直接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1898年，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铁路矿务学堂学习，接触了“科学”与“民主”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后者成为他前期反帝反封建的主要思想武器。
为了寻求救国真理，1902年4月赴日留学，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这时写了立志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著名诗篇《自题小像》。在东京积极参加“排满运动”，并发表了一些富有战斗精神和科学价值的作品。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但后来痛感“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文艺正是医治和改变人们精神的利器，于是弃医从文。1906年又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他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它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写了《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1909年编成《域外小说集》并作序。
1909年8月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课余辑录亡佚古代小说。之后写文言小说《怀旧》，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1912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到北京后，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长，后升佥事。1917年因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愤而辞职，在苦闷中进行新的探索。1918年1月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编委会。5月发表第一篇划时代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极其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是人吃人的历史的本质，这是新文化阵营向封建社会、孔孟之道投下的第一封宣战书，是“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第一声号角，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巨作。以后他的创作“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写了包括中国新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内的十四篇小说，1923年集为《呐喊》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和革命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呐喊》反映了辛亥革命至“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刻画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重压下逐渐破产的古老农村和市镇的不同阶级的人物的心理面貌，创作了不朽的农民典型，也塑造了没有出路的知识分子和城市贫民的形象，是“五四”时代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的集中表现。
1920年后，他一面创作，一面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和研究古典文学，编定了《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小说旧文抄》、《唐宋传奇集》等。“五四”运动落潮期，他苦闷旁彷徨，但他仍以坚韧的战斗精神坚持对“学衡”派、“甲寅”派、“现代评论”派的斗争。1925年后支持与领导语丝社、未名社、莽原社，出版《语丝》、《未名》，主编《莽原》，编辑《未名丛刊》、《乌合丛书》和《未名新集》，排击各种反动思想。同时，积极指导和鼓励青年与反动统治作斗争，成为青年的领袖。因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斗争，成为青年的领袖。因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斗争，曾被章士钊革职。这时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和大量杂文。
1926年8月，因受封建军阀、政客的压迫而赴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写了《汉文学史纲要》和优秀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五篇，散文笔调优美，感情沉郁，记述了他的片断经历，从侧面勾划了中国社会。1927年1月前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
1927年底到上海，开始了一生最光辉的战斗历程。血的教训，生活经验，使他逐步从“新的必胜于旧的”，“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论走到阶级论。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领导左翼文艺队伍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将。同时，他还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常反战同盟，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暴政的各种社会活动和革命文艺运动。“左联”成立后，鲁迅还同“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的战斗有力地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配合了中国革命。这时期有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等，内容涉及到社会各方面，形式多姿多彩，表现了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感情。1934年后，以古代历史和神话为题材，密切配合当时的斗争，借古喻今，写了五篇小说，连同以前的几篇集为《故事新篇》。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他和茅盾联名给党中央、毛泽东和朱德发了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写下了“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着星斗正阑干”的诗句。这时期的杂文收在《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等集子里。鲁迅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杂文的创作上，著有杂文近七百篇，一百三十多万字。他的杂文是诗与政论、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匕首和投枪，是高度的思想性与完美的艺术性相结合的典范。1936年10月19日，这位伟大的文化巨人因积劳成疾，在上海与世长辞。《鲁迅全集》二十卷，近一千万字，收录了他的全部作品。他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五十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都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是世界文坛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二、作品提要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思考。他深感中国社会思想的陈腐性和落后性，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给他带来了希望曙光。鲁迅受到新一代知识分子自觉反叛封建传统的鼓舞，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暴露中国封建制度的弊病，从此进入了思想和创作的丰收期，陆续发表了《孔乙己》等多篇小说。1923年，鲁迅将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短篇小说辑为《呐喊》，其中《不周山》一篇后被收到《故事新编》中。
《狂人日记》是《呐喊》的那一篇，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个“狂人”的故事。他害怕所有人的眼光，总觉得人们想害他，想吃掉他。医生给他看病，让他“静养”，他便认为是让他养肥可以多吃肉。他记得大哥曾对他讲过“易子而食”、“寝皮食肉”之事，然后想起“妹子”死时，大哥劝母亲不要哭，便认为妹子是被大哥吃了。“狂人”越反抗“吃人”，越被认为是是“疯子”，当他完全失望于改造周围环境时，他也“痊愈”了，去某地当候补官了。小说中的“狂人”实际上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周围都是被封建礼教侵蚀了灵魂的人，他所害怕和反抗的则是封建传统吃人的惯例。
《明天》中单四嫂子三岁的儿子宝儿得了病，单四嫂子为他四处求医，盼望着“明天”宝儿的病就能好，但是“明天”到来了，病魔无情地夺去了宝儿的生命。明天是什么？是希望还是绝望，单四嫂子不得而知，但失去宝儿后的孤独与痛苦却是真实的。
《头发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N先生剪掉辫子后的一系列遭遇。N先生是一个有觉悟、有理想的人，因为觉得不方便而剪去了辫子，却遭到了周围人的蔑视和厌恶，因此他深感中国的守旧和顽固——“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风波》的主人公七斤住在农村，靠撑船度日，经常来回于鲁镇与城里之间，因此知道这些时事。七斤在辛亥革命时剪了辫子，然而“皇帝坐龙庭”(即复辟)了又要辫子了。赵七爷先前盘着的头发也放下了，他还特意到七斤家严厉地责问：“七斤的辫子呢？”七斤嫂也没好声气地骂他。一时七斤家聚集了许多看客。但过了十几日，皇帝没坐龙庭，七斤相安无事，赵七爷的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一场关于辫子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七斤重新获得了村里的尊敬，村子里的景象也依然如故，人们在少有变化中过着与上辈人一样的生活。
《阿Q正传》是《呐喊》中的名篇。阿Q，姓名籍贯不详，以做短工度日。阿Q自尊又自卑，对受居民尊敬的赵太爷和钱太爷独不崇奉，不是想自己“先前阔”，就是想“儿子会阔多了”，他总能在精神上获胜。被王胡揍了一顿，又被“假洋鬼子”打了一棍，想着“儿子打老子”便忘却了，调戏守小尼姑更觉晦气全消。但这却勾起了他的欲望，尽管严守“男女之大防”，但又压不住自然的本能，就对吴妈叫着“我和你困觉”，被秀才的大竹杠打了一顿，阿Q的爱情梦被打破，随即生计又成问题，于是打定进城。回来曾获得村里人一时的敬畏，但人们探听底细后又对他“敬而远之”。得知革命党进村，本是“深恶痛绝”，但一看举人和村里人都怕他们，便有些神往，然而阿Q一直没弄懂革命，直到被抓、被杀。临死前的遗憾是画押的圈不圆。小说深刻地表现了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阿Q则是这种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主要特征。
《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第二篇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小说，讲述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剧遭遇。主人公孔乙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科举制度毒害下，除了满口“之乎者也”之外，一无所能，穷途潦倒，成了人们取笑的资料。为生活所迫，他偶尔做些小偷小窃的事，终于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死去。小说通过对人物性格和遭遇的生动描写，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小说用轻松风趣的语调，讲述沉重而辛酸的故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新文学中难得的精品。
《药》表现了现代史上重大而发人深思的主题。作品描述华老栓用被统治者杀害的革命者夏瑜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的故事。一个革命者为民众的解放而慷慨牺牲，他的鲜血却被民众当作治病的灵药，这种强烈的反差，有力地揭示了旧民主革命与民众的严重隔膜，揭露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作者赞扬夏瑜的革命精神和气节，痛惜民众的落后和无知。
除上述作品外，《呐喊》中的短篇小说还有《一件小事》、《故乡》、《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其中《端午节》塑造了一个懦弱、自私、一味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形象——方玄绰；《白光》讲述了落第知识分子陈士成听信祖宗传言，在院子里挖银子未果，终于坠湖而死的故事；在《兔和猫》中，作者从兔子遭受黑猫“毒手”这件事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生命在现实生活上的无足轻重；《鸭的喜剧》记述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为排遣寂寞养鸭子的故事。
三、思想内容
鲁迅将小说集命名为《呐喊》，是有其寓意的。他本书《自序》中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这里所说的“自己的寂寞的悲哀”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呐喊》的第一篇《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此时鲁迅已是38岁。在过去的38年中，他经历了童年时期的家庭剧变，祖父被捕，父亲病故，因而饱尝了人间冷暖，深味了世态炎凉；又经历了青年时期富国强兵梦、医人济世梦和维新梦的破灭，这里包括了对江南水师学堂和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的大失望，以及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所受的强烈刺激；人到中年又亲历了换汤不换药的辛亥革命和接踵而来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种种，大概就足以使他深感旧的黑暗势力的强大、广大国民的愚弱和少数觉醒者形单影只的痛苦。他在《自序》中概叹：“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映，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是可以和他早期诗作《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 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相互参照的。这正是《呐喊》的写作动因，也是《呐喊》成为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基础。
在《呐喊》中，到处可见的是封建秩序、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在“吃人”。孔乙己、华老栓一家、单四嫂子母子、七斤夫妇、闰土、阿Q……陆续被“吃”，从精神的扭曲一直到肉体的死亡。换言之，揭露“吃人”现象、抨击“吃人”思想，乃是《呐喊》以及同时期所写杂文中最突出的***同主题。《狂人日记》便以象征手法明确无误地昭示了当时鲁迅引为自豪的惊人发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旧中国灾难深重，一般老百姓致死之道多矣。《故乡》中介绍闰土时曾提到：“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七者无一不可“食人”。但这七者即使在《故乡》中也只是一笔带过，鲁迅致大力于揭露和批判者却是封建思想对人们的腐蚀，《呐喊》其他各篇也大体如此。这大概只能从鲁迅当时认为“软刀子”之为害远甚于“硬刀子”这一看法来作解释了。鲁迅终其一生关注着“国民性”的改变问题，而“国民性”中存在的某些严重缺陷和弱点，鲁迅在相当长尽管鲁迅当时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已能辩证地、从阶级论的观点看问题。他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认为，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封建迷信等等，不但为“上等人”所坚持、所宣扬，亦且深植于“下等人”心中，从而导致了广大群众思想的落后、精神的愚昧、个性的泯灭。鲁迅深感这种种缺陷、弱点在“下等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严重性，他大概认为，下等人深受“旧的成法”的束缚、毒害而不自觉，其严重性远过于上等人的坚持、维护“旧的成法，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则一切改革都只能是换汤不换药。三十年代初鲁迅答复斯诺提问：“中国阿Q仍同以前一样多吗？”说是“更糟了，现在是阿Q们管理着这个国家了。”参看《阿Q正传》中关于阿Q“革命”理想的描写，鲁迅此言不谬。
鲁迅是要用文艺来改变人的精神的，他就不能无视国民性问题；鲁迅是要写出他眼中的人生的，未庄、鲁镇社会便是他眼中人生的缩影；鲁迅是要写出现在国人的灵魂的，阿Q诸人便是这灵魂的载体；鲁迅是要用创作去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在当时的鲁迅看来，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许多昏睡的人们都要闷死而不感到就死的悲哀，这正是他当时要揭出的最大痛苦，并认为是最须引起人们疗效的注意的。
然而，国民性的改变岂是易事，沉渣的泛起却决不困难，因此《呐喊》诸篇中几乎都饱含着浓重的悲剧意蕴。《社戏》中的农民孩子双喜、阿发等的确带来一些鲜活的气息，但少年闰土正是如此，长大后不仍然会成为一个又一个的木偶人么。甚至在《兔和猫》、《鸭的喜剧》中我们也可看到兔子的悲剧，蝌蚪的悲剧。即使鲁迅尊重“主将”不喜欢消极的态度，在夏瑜坟上平添花环，也不叙单四嫂子终于没有梦见儿子，甚至在《故乡》的结尾充满感情地寄希望于未来，但贯串《呐喊》各篇的悲剧气息终究难以冲淡和抵消。
在反封建思想中，鲁迅冷峻地看到封建思想观念主要是依靠精神方面的力量，依靠多数的感情的凉薄。在《孔乙己》里，让人感到寒冷的主要不是丁举人对孔乙己的殴打，而是咸亨酒店一应人众对孔乙己的冷漠与无情；在《药》时，透着冷气的也主要不是夏瑜被处死，而是社会群众对夏瑜死的茫然冷漠的态度。在这里没有摆开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多的是闲淡中的格击，语言里的流弹，笑脸下的攻讦，一切都在封建礼教制度认可的范围里进行。孔乙己偷了书被吊打，他们笑着来问一问；N先生剪辫子，他们跟在后面喊几声“假洋鬼子”；一男一女在一起说话，阿Q投过去一块石子；华老栓茶客对夏瑜的笑谈……这一切都不足以造成肉体的残害，都能使人感到精神的震悚。这里的冷是内在的。一句话，冷峻是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具体表现特征，是真实地反映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和传统道德吃人本质的需要。
总之，《呐喊》是我国现代文学中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四、艺术特色
《呐喊》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独特的视角与独特的小说模式上。
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视角：如他的自述中所说，他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人(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据，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一家的精神愚昧；在《故乡》里，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明天》里，单四嫂子的不幸不仅在寡妇丧子，更大痛苦是她的孤独与空虚。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是最深刻地显示了他自己小说的现代性的。
从叙事视角来看，鲁迅多用“我”作为叙事角度，显示了高超的组材艺术。例如：《社戏》中的“我”，是一个“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纯朴活泼的孩子形象。他不愿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极其反感封建教育内容；他热爱农村生活，将“平桥村”称为“乐土”，在同伙伴们掘蚯蚓钓虾、放牛、看戏等活动中获得了美的感受。《孔乙己》中的“我”，是一个老实而染上世人的“冷漠麻木”的小伙计形象。他“十二岁起”就给掌柜帮工，由于为人“太傻”，干不出令掌柜满意的事，所以“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但他却染上了世人的“冷漠麻木”，孔乙己教他识字，他先是鄙夷，再是不屑一顾；对孔乙己用手走路的惨象，他无动于衷、漠然待之；对孔乙己的生死，更是漠不关心。《一件小事》和《故乡》中的“我”又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叙事模式上，《呐喊》与《彷徨》演化出“看／被看”“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以《在酒楼上》为例，“我”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绳子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正合“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我”有一段自由，特别引人注目：“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它既表明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更揭示了人在“飞向远方、高空”与“落脚于大地”之间选择的困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决与回归”、“躁动与安宁”、“剧变与稳定”、“创新与守旧”……两极间摇摆的生存困境。在这背后，隐蔽着鲁迅内心的绝望与苍凉。
《呐喊》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鲁迅小说“格式的特别”。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20年代沈雁冰（茅盾）对鲁迅小说有一个重要的评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今天人们也同样关注与强调鲁迅小说的实验性。鲁迅确实是完全自觉地借鉴西方小说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以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他的《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关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13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的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作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主人公的自由联想、梦幻，直接剖露他的心理；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作者的叙述(介绍人物、铺陈情节、描写环境等)和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之间界限分明，而是使作品中所有叙述描写都带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都渗透于主人公的意识活动之中。而《狂人日记》尤其富有创造性的尝试，小说“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与“余”），两重叙述，两重视点。白话语言载体里表现的是一个“狂人（非正常）的世界”，主人公却表现出疯狂中的清醒，处处显示了对旧有秩序的反抗；文言载体却表现了一个“正常人的世界”，主人公最后，成为候补（官员）。这样，小说文本就具有了一种分裂性，对立的因素相互嘲弄与颠覆、消解，形成反讽的结构。
鲁迅是一位语言大师，他追求含蓄、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经验：“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要极省俭的画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人们经常提及的是《故乡》中那幅“神奇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仿佛绘画中用疏体笔法涂抹大色块，色彩单纯而浓重，同样取得强烈的效果。像《药》中对康大叔的动作描写、结尾的景物描写，《阿Q正传》中阿Q的心理活动描写等等，都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有的作品用抒情的笔调，如《故乡》、《社戏》、《风波》等，使作品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有的作品用冷峻的笔调，如《狂人日记》、《药》等，使作品表达的思想更有冲击性。有的作品用诙谐风趣的笔调，如《孔乙己》、《阿Q正传》用喜剧的色彩表达悲剧内容，使作品具有耐人寻味的特质。有的作品集揶揄讽刺于一体，如《端午节》、《白光》，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效果。鲁迅小说的语言艺术，给读者多方面的艺术享受，令人常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