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请允许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说出这句带点绝对语气但却毫不夸张的话：在当代学坛或文坛，无论就对比喻的重视程度，或对比喻的研究深度，以及对比喻的运用广度，钱钟书而外，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人了。
从流行的修辞学专著中，我们可以看到，比喻在诸修辞格中总是坐着头把交椅。但这种不自觉地对比喻的另眼相看，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表明著者对比喻在文学艺术中特殊地位有清醒的认识，比喻仍是诸修辞格中的普通一员。到钱先生这里，才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比喻提拔到显赫突出的位置上。无论是早期的《谈艺录》、五十年代的《宋诗选注》、还是煌煌巨著《管锥编》以及论文集《旧文四篇》等，我们都能从中看到钱先生以其中西兼通、古今两融贯的学养去烛照比喻，孜孜以求，随处点评，颇多创见，新人耳目，如“二柄”“多边”“博喻”“曲喻”“一喻多意”等都是钱先生创辟而流行开来有。他创作的被视为“现代经典”的长篇小说《围城》，可以说是一座“比喻之城”，其取譬设喻迥异于其他作家的文艺作品，生动风趣，耐人寻味，令人叫绝。难怪海内外学人都推崇他为“比喻大师”，对此钱钟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钱先生通过对比喻这种形象思维的重要方式和语言艺术的基本手段的研究和实践来探求文学艺术的“奥秘”，刷新和突破了先前的比喻理论和实践，辟出一块新天地来。
钱钟书在比喻本体论上的突破
钱钟书先生从来不把比喻视作一种单纯的修辞技巧，他认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还强调“所谓‘安诗’当学‘博依’耳”，意思是说：搞文学创作，应当首先学习取譬设喻可见比喻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比喻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呢？几乎所有的修辞学专著对此都毫无涉及，钱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开拓性的探索。
1、《易》之象与词章之喻
钱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乾》中说：
“《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
这是钱先生在批驳了国外两家把比喻泛论为“致知之具”“穷理之阶”的观点后所发的议论。这段话厘清了理论文章（钱先生以《易》为代表）的比喻和文学作品的比喻二者的区别。理论文章用比喻，只是说明论点阐述道理的工具，论点和道理说清了，论点和道理说清了，比喻也就失去了意义，即所谓“到岸舍筏，见月忽指”。文学作品（即词章）的比喻本身就是目的，因为文学作品是靠“形象”去感染和启迪读者，如果“舍象忘言”的话，那就什么也不存在了；“变象易言”的话，那就变成另一作品甚不是文学作品了。钱先生还打比喻说，理论文章的比喻如旅客的过亭，而文学作品的比喻则如骨肉团聚的家室。若把理论文章的比喻视为文学作品的比喻，则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起芳草”；但若把文学作品的比喻视为理论文章的比喻，则比必陷于索引附会，痴人说梦。
钱先生从表面相同的两种比喻中看出了二者的“貌同心异”，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学语言特性和比喻艺术的本体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同时也扭转了某些文艺鉴赏“指鹿为马”“繁琐考证”的陋习。
2、“二柄”与“多边”
这是钱先生对比喻理论的又一创见。所谓“二柄”，是钱先生综合了斯多噶派哲人、慎到、韩非之语而移用到比喻上的名词，它的意思是说，“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如“水中映月”之喻，在佛教经典中，常比喻不可捉搦的意思；而用以喻“至道”是叹其玄妙，用以喻‘浮世”则是斥其虚妄。同一比喻，赞誉和损毁大相径庭，这就是比喻之“二柄”。由于地域的不同，执喻之柄也各相异。如同一“使钟表停止”之喻，意大利人用以赞叹容貌之美，而英国人用来讽刺妇人之丑。比喻之“二柄”换句话说就是比喻具有两面性，或同一比喻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用法。
何为“多边”呢？钱先生说：“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件事务有不同的性能即所谓的“多边”，取譬用喻可据一性一能打出各种不同的比喻来，这就是比喻之“多边”。比喻之“多边”是由于事物之多性多能。如以“月”为喻，“月”具有形圆、体明、皎洁、光匀等“多边”性能。“月明”取月之明；“月面”取月之圆；“一月千江水”则言其平等普及，分殊理一；“明明千秋，如月在水”则言菘皎皎不灭，光景常新。同是一“月”，立喻者取其所需，各傍一边，因而“月”就出现了一月多边的情况。
通过“二柄”和“多边”，我们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各个方面，使我们在创作实践中能更自觉地利用比喻来展现纷纭复杂的客观世界。这是钱先生将辩证法应用于修辞学的重要收获。
3、“观感价值”与“情感价值”
钱先生的《管锥编．毛诗正义．有女同车》条中，通过一大段 彩阐发，指出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比喻，我们应当领会其“情感价值”，不要执著其“观感价值”。也就是说在比喻酿造出的特定语境中，要神会其情感用意，不能拘泥于实在之象。如“杏脸桃颊”是比喻女子之美的一个常语，将女子鲜艳润泽、光彩照人的脸庞一下子全描写出来了。如果我们不用“情感价值”去理解，而仅从“观感价值”着眼的话，那将大煞风景，死在句下。若其女脸颊果真为“桃杏”，岂不成了怪物！文学作品中的比喻用绘画和雕塑表达不出来，也是这人道理。如“芙蓉如面柳如眉”，假如我们坐实当真，依此画像，必引人疑惑。因而文学作品中的比喻“合而仍离，同而存异，不能取彼代此、纳此入彼。”
钱先生指出我们应注重理会比喻的“情感价值”，不要执着“观感价值”，让我们更加明确了比喻是文学语言的优势所在，而造型艺术最难表达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东西。同是艺术而各擅其长。
4、比喻和逻辑
逻辑学上认为“异类”的事物不能相比，不然就会产生不谨严、不足依据的比类推理；而文学上的比喻却相反地强调，凡是“比喻”必用“异类”的事物。“智”与“粟”的多寡，“木”与“夜”的长短，在逻辑的立场上看，是永远见不出分晓的，是违反逻辑的。而在文学中却完全可以连类而比，我们完全可以说“智多如粟”，外国成语比喻人的瘦高用“像饿饭的一天那么长”。因而比喻可以说是“事出有因的错误”、“自身矛盾的谬语”。
钱先生对比喻与逻辑关系的论述，说明了艺术创造活动中虽然存在着逻辑问题，但决不能以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有自己认识世界的特殊方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逻辑是不配裁判文艺的。用爱克斯光绝测不出绘画家和雕塑家所反映的人体美。
钱钟书在比喻方法论上的突破
我们常见的修辞学著作，在比喻方法论上，已陷入一种彼此相沿、互相抄袭的团团转之境，千篇一律，毫无新意。钱先生不为常见所囿，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指出了博喻、曲喻、一喻多义等手法，另开生面，自成一家。使比喻这一惯闻常见却又被人们习而想忘和修辞手法，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显示出其神奇的魔力和无穷的乐趣。
1、比喻的谜底
钱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指出：“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这段简洁通俗而又深刻中的的论述，衬得一般修辞学著作中，对比喻的枯燥定义和干巴原则相形见绌、空洞浮泛。在这里钱先生不仅把比喻的性质、特点、原则、方法阐发无遗，而且给我们亮出了创造佳譬妙喻的“谜底”有理可依，有法可循。对这段白话钱先生还引用唐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和宋诗“是雨亦无奇，如雨乃可乐”予以提纲和浓缩，并说这“十八个字把比喻的构成和诱力综括无遗了”。在《管锥编》中钱先生又引释书常言“不即不离”“非一非异”，说可通比喻之理，引旧诗“落花飞絮两无情，仗千尺游丝作合”说可明比喻之法。
2、博喻
博喻虽非钱先生首创，但却是经过他大大表彰，才为时人所重的。什么是博喻呢？钱先生为我们解释道：“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比喻”，就是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连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笔下”。如苏东坡在《百步洪》里描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用七种常见的形象再现了洪水汹涌澎湃，飞流直下的情景。还有我们熟知的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曾用“喷薄欲出的朝日”、“看得见桅杆的航船”、“将要呱呱坠地的婴儿”三个形象来比喻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这些描写用的都是博喻手头，极为形象生动。如果只设一喻，不仅不能表现该事物的各个方面，而且也没有气势和力量。
3、曲喻
曲喻之目是钱先生从西方借来诠评中国古典文学的，这是一个创造新奇比喻的妙法。所谓曲喻，即以二物相似之一端，“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曲喻比一般的比喻多一层曲折。如李贺《天上谣》中的“银浦流云学水声”一句，“水”和“云”只有在“流动”这一点上相似，既然流云似流水，那么流云也像流水一样有声可闻了。再如李商隐《天涯》中有“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二句，也用了曲喻。莺啼好像人啼哭一样，因而有了眼泪，联络到了沾湿最高花。曲喻的特点是新奇而耐人寻味，意境丰富。
4、一喻多意
这是钱钟书在《管锥编．太平广记卷四八八》中拈出，周振甫先生又在《文章例话》中加以进一步阐发总而来的一种比喻方法。我认为，“一喻多意”有两层意思，：（一）一个比喻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义；（二）或在特定的语境中同时兼具多义。这种方法也可以说是“喻之二柄与多边”的具体运用。前者已在“二柄与多边”谈过，兹不赘述。我们只举例解释后者，如卢仝《自君之出矣》：“妾有双玉环，寄君表相忆。环是妾之心，玉是君之德。”用同一玉环作比，以玉环的冰清玉洁喻男方的坚贞之德，以玉环的周转无休喻女方的情思不断。（明心按：“环是妾之心”一句，用谐音，环同还也，意为盼男方早归。云峰之解不妥。）“一喻之意”这种手法便于设譬，含义蕴藉。
5、分喻
“分喻”是“多边”说在方法论上的应用。“分”就是“部分”的意思，以彼喻此，二者部“分”不同，非全体浑同。换句话说，“分”就是“边”的意思。如我们用“雪山”比“大象”，只取其“鲜洁”这一点相似，不可责怪雪山没有尾牙；我们用“满月”喻面貌，仅择其“圆润”这一“分”的契合，不能苛求月亮没有眉目。这种方法提高了比喻手段的灵活自由度，为“本体”扩充了“喻体”之源。不过，凡是比喻必定都是“分喻”。这里标出这一名目，可使设譬造喻者更趋于自觉而已。
6、反喻
反喻是以本体反过来譬喻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使寻常比喻亲切新奇。钱先生在《管锥编．全汉文卷五六》中，点出这种方法。如《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比喻在贾让《秦治河三策》中反其喻而用之：“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新颖别致，顿生新意。
另外，“通感”式比喻钱先生有专文论述，且已成独立辞格，这里不予介绍，特予点出。
钱钟书在比喻实践上的突破
钱先生曾说：“取譬有行媒之称，杂物成文，撮合语言眷属。”这真是“比喻大师”的当行本色，对“比喻”也不放过取譬设喻的机会。钱先生颇乐为语言“做媒”之道，以其超人的才智，撮合茫无联系之事物，使它们千里来相会，配为佳偶。钱先生好像带着他与生俱来的“比喻癖”似的，不仅对比喻的本体和方法，不厌其烦地钩玄提要，爬梳整理；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创作实践上甚到学术著作地里，频频设譬，新意迭出，令人神清气爽，耳目一新，叹为观止。由于资料都不在手头，这里只凭印象略举数例，聊窥其趣，尝鼎一脔吧。
钱先生向不吸烟，访美归来曾购一烟斗赠吴忠匡先生。钱先生据此给吴先生打了一个令人喷饭的比喻，大意是：我不通吸烟此道，而为君购选烟斗，好比太监为皇帝选宫女，不知合意否？屡次品味此喻我都禁住放声大笑。
钱先生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曾有一英国女士打电话给他，说看了《围城》后非想见到作者。钱先生在电话里委婉地打了一个比喻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还觉得味道不错的话，那又何必要见这个下蛋的母鸡呢？是的，从来没有吃完鸡蛋又想见母鸡的人，钱先生就这样给回绝了。如此俏皮的比喻，有几个人能打得出？（明心戏按：若是我，必曰：吃鸡蛋当然不会想见母鸡，但若吃凤凰蛋，我必欲一见凤凰也！）
以上二则当然是日常闲谈中横溢出的趣喻。在《一个偏见》中，钱先生劈头就是几个让人玩味不尽的比喻：“偏见可以就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放假”“家常日用”“星期日娱乐”与“偏见”相隔万里之遥，钱先生在《释文育》里，对斤斤于文字训诂而不懂文心诗味的所谓语言学家，极尽挖苦之能事，讽喻道：“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皇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何其诙谐与深刻！
在小说《猫》是描写李太太单眼皮时，钱先生说道：“单眼皮呢，确实是极大的缺陷，内心的丰富没有充分流露的工具，宛如大陆国没有海港，物产不易出口。”“眼睛”与“海港”相通的那一丝，恐怕只有钱先生的慧眼才能观照得见吧。本体和喻体分得极开，合得也极拢，难怪它这样贴切新奇。
钱先生用比喻实践印证自己的理论。如“二柄”，同是“头顶无发”之喻，钱先生在《围城》里说，肚里知识容纳不下，从头上冒出来以至于冲掉了顶上的头发；而在《人兽鬼》里，钱先生却用同一比喻又另执他柄说：寸草不长的地方，还能长出什么呢？喻脑中无知识的浅薄。《围城》中鲍小姐一出场的描写，钱先生就用了博喻的手法，用“真理”“熟肉铺子”再加上名字的“鲍鱼之肆”的“鲍”（杨绛语），把鲍小姐的身份、性格、穿着等一下子全烘托出来了。钱先生还把韩学愈的沉默寡言比作锁了牢锁的箱子；把抗战时上涨的物价比作断了线的风筝；把蒋介石“还政于民”的政治套话，比成魔术家玩的飞刀，虽出手而并未撒手；把唐小姐过于圆大的眼睛比作政治家的空话－－大而无当等等。趣譬绝喻，随出可见。
钱先生不仅在创作上擅于设譬，在学术著作中，也乐用不倦。在《旧文四篇．序》，他把经过修改的旧作，比为旧家具铺子的桌椅床柜，尽管经过一番修缮洗刷以至油漆，但算不得新东西。在香港版的《宋诗选注．序》，他把该书比作“模糊的铜镜”，包孕了丰富的意蕴。《谈艺录》中讽刺苏曼殊对但丁、拜伦所知甚浅，说其“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片言只语，却开人心扉。讽刺陆游作诗不避自己的熟路，说是“磨驴踏迹，异乎骏马抛栈矣”寓至理于比喻中。《管锥编》中也有许多此类评判式比喻，切理餍心，启人心智。读者可去览胜，这里不再赘举。
《宋诗选注》中的比喻就更多了。如钱在论述选诗之难时说：“我们希望对大部分人能够选到尝一滴水而知大海味的程度，只担心选择不当，弄得仿佛要求读者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比喻得贴切透彻；在批评形式主义发展到极端，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比作“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把宋代诗人爱“撏扯”旧籍的毛病，比作宋诗里的流行感冒；梅尧臣校正西昆的华丽，主张平淡，却淡得索然寡味，钱先生说他仿佛“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到井里去了”；在评论王令诗的口气雄壮时，钱先生“仿佛昂首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似的”等等。
钱先生在学术著作里设譬用喻，仿佛为我们在茫茫沙漠安放了块块绿洲，能让我们在理论的沉闷空气中不时地呼吸到一缕清新的空气，同时这些比喻也加深了我们对理论的理解和趣味。
总之，钱先生的所有著作可以称得上一座比喻的“大观园”，各种妙语，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流连忘返。
钱先生在比喻实践上的突破，还需我们进一步探讨其创新之处，那是研究比喻的一个鲜活的宝库，这里只能窥其一斑，拾其一鳞半爪罢了。
结语
以上我们简略地介绍了钱先生在比喻理论与实践上的创作和突破。钱先生对比喻的研究是与他的学术思想和对艺术的整体观点及对文学领域其它方面的探索，连贯融汇在一起的。笔者受学限制，未能从宏观上予以阐发。读者若能以此作为登堂入室之阶，阅读原著，窥其堂奥，则是笔者之大幸了。
钱先生对比喻手法的研究并不止于此，他还深入到每具体比喻里，古今相贯，中西横通，来寻求其演变的轨迹。如《管锥编》中对“圆喻”“冰水”之喻、“失火”之喻、“风行水上”之喻、“有名无实”之喻、诗取鄙琐物为喻、“琴弦张弛”之喻、“近取诸身”之喻等等，都进行了精彩的研究，足供我们借鉴。
记得钱学森曾说过，形象思维是思维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若能在下世纪对形象思维说出几句的话，那将是一场伟大的变革。钱钟书先生对比喻的研究和实践，是否对形象思维说出了一点什么？至少也是对我们颇具启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