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1622~1673），是欧洲最杰出的喜剧家之一。他是法国古典主义作家，但并不拘泥于古典主义法则。他的喜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特色，但也带有一定程度宫廷色彩。
他原名若望·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的艺名。他出身于资产阶级，父亲是巴黎装设商，供应王宫内廷装设，买得“国王侍从”的称号。
莫里哀童年时代常随外祖父观看民间戏剧的演出。中学读书时，他学习了拉丁文。传说他曾听过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的讲学，人们以此解释他的喜剧中的自由思想。他的父亲要他学法律，继承他的商业。莫里哀既不想当律师，也不愿意当装设商，决心以戏剧为终身事业。1643年，他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一起组织“光耀剧团”。他们没有演戏经验，没有自己的剧目。剧团营业惨淡，负债累累。莫里哀是剧团的对外负责人，被捕下狱。靠他的父亲替他还债，他才出狱。他和他的伙伴们不得不一起到外省去。
1645到1658年，他们走遍法国。他长期深入生活，经常和地方官绅打交道，并接触到社会下层。1652年，他成为“光耀剧团”的领导人。他们的演剧艺术大大提高，他开始为剧团编写喜剧。他在外省编写的剧本大部分已遗失，保留下来的只有《冒失鬼》（1653年）和《情怨》（1656年），是用意大利喜剧风格写成的。1658年他回到巴黎，在罗浮宫演出他在外省编写的《多情的医生》，非常成功，因此，路易十四要“光耀剧团”留在巴黎。
《可笑的女才子》（1659年）是他回巴黎后编写的第一部剧本，嘲笑法国封建社会生活和贵族沙龙的所谓“典雅”的文学流派，指出这个流派歪曲自然，违背理性。这部讽刺喜剧触痛了自命风雅的贵族老爷和贵妇人，一度被禁止演出。由于路易十四的干预，禁令不久便解除了。
《丈夫学堂》（1661年）和《太太学堂》（1662年）标志莫里哀创作的一个新阶段。他从情节喜剧转向风俗喜剧。他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讨论了爱情、婚姻、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太太学堂》的艺术成就比《丈夫学堂》高。《太太学堂》的主人公阿尔诺耳弗年老、富有，相信金钱万能，可以购买一切。他想有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便用钱买来年轻的阿涅丝。他给她灌输贤妻良母的道德观念和摩西十诫的宗教思想，想把她培养成为奴隶式的妻子。但阿涅丝爱上青年奥拉斯，冲破阿尔诺耳弗的严密提防，和奥拉斯结了婚。
《太太学堂》演出后，沙龙人物攻击莫里哀，说他的剧本轻佻、下流、淫秽、亵渎宗教。莫里哀一连演出两部反批评的、充满战斗性的喜剧：《太太学堂的批评》（1663年）和《凡尔赛宫即兴》（1663年）。他明确表示他的喜剧主要是为广大观众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坐在舞台上面指手画脚的贵族看客服务的。
他反对把文学体裁分成等级，说喜剧不比悲剧低，写喜剧要比写悲剧困难。他不赞成用清规戒律束缚诗人、作家的才能。剧本写得好坏不在于是否服从这些规律，要看是否合乎常识和理性，是否能感动观众、教育观众。
1664至1669年是莫里哀创作的全盛时期。他的艺术走上了另一个新阶段，把风俗喜剧和性格喜剧结合起来。他一连写了几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有的揭穿宗教欺骗和伪善行为，有的讽刺贵族荒淫无耻和庸俗无聊，有的鞭挞资产阶级，揭露他们的吝啬和虚荣的本质。
《伪君子》（1664~1669）在欧洲喜剧里有很高的地位，是莫里哀的最高成就。它的讽刺矛头直接指向君主专制政体的主要支柱：教会。答丢夫是个手段灵活的宗教骗子，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外衣，进入了奥尔恭的家。奥尔恭和他的母亲柏奈尔夫人受了他的蛊惑，把他看成圣人，颂扬他，供养他。
答丢夫则尽其所能，在一些琐屑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了一个跳蚤，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奥尔恭对他五体投地，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
由于答丢夫的“教导”，奥尔恭说，他可以看着他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去而无动于衷。由于答丢夫的挑拨，奥尔恭狠心驱逐他的儿子，剥夺他的财产继承权。
奥尔恭想不到他所敬爱的“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卑鄙肮脏的人。答丢夫竟然想勾引奥尔恭的妻子欧米尔，他对欧米尔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他的罪行被揭穿后，他不但企图霸占奥尔恭的全部财产，还打算利用奥尔恭出于信任而交给他的政治秘密文件来陷害他。他厚颜无耻地说，他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的心灵。
17世纪60年代，法国专制政体越来越反动，宗教伪善几乎遍及整个上层社会，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他高级僧侣，以及皇太后为首的许多皇亲国戚和达官大臣。
早在20年代，法国就有一种反动的天主教组织，叫作“圣体会”，又名“信士帮”。这一伙人仇视他们心目中的异教徒、无神论者、自由思想者，以及一切反对教会和君主政体的人们。他们披着慈善事业的外衣，干警察特务工作，暗中监视居民，陷害倾向信仰自由的人，答丢夫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伪君子》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概括性很强，直到现在，“答丢夫”这个名字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已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在答丢夫形象的塑造上，莫里哀运用了卓越的艺术手法。答丢夫在第3幕第2场才第一次出场，但在前两幕通过奥尔恭、柏奈尔夫人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观众对答丢夫的性格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都知道他是一个伪善者。他出场时所说的几句假虔诚的话，只能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和耻笑。第4幕结束时，眼看这个剧本要以悲剧告终。第5幕忽然急转直下，国王明察，救了奥尔恭一家。这收场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但不是不能解释的。它体现了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需要依附王权、乐于歌颂国王的政治倾向。
《伪君子》第一次在凡尔赛宫上演时只有3幕，它的尖锐讽刺触犯了圣体会和支持圣体会的那些贵族。他们在路易十四面前攻击莫里哀，说他反对宗教。《伪君子》被禁止演出。莫里哀3次修改他的剧本，把3幕剧改为5幕剧，使穿黑袈裟的答丢夫改穿世俗服装，但讽刺宗教伪善的主题并未改动。他先后两次向路易十四上陈情表，甚至以不再写喜剧来要挟路易十四，但禁令仍未解除。1669年，《伪君子》第一次公开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唐·璜》（1665年）是莫里哀的第二部巨型讽刺喜剧，写一个在17世纪法国非常流行的西班牙故事。唐·璜这个“恶棍大贵人”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封建社会产生的最典型、最无耻而又伪善的掠夺者。另一方面，他漂亮、聪明、勇敢、文雅。他的形象表现了17世纪法国封建贵族在生活和道德上的腐败。《唐·璜》演了15场便被禁了。
《恨世者》（1666年）中的主人公阿尔赛斯特的性格相当复杂。他基本上是个正直的人。他揭发贵族们自私自利、庸俗无聊、吹牛拍马、争权夺利，自己却爱上一个好诽谤别人的淫荡女人。这矛盾把他造成一个滑稽可笑而带有悲剧性的喜剧人物。《恨世者》是莫里哀精心雕琢的喜剧，波瓦洛给它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莫里哀最优秀的作品，但演出并不成功。
《屈打成医》（1666年）说明莫里哀的喜剧和法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他采用中古韵文故事《农民医生》的情节，把主人公斯卡纳赖尔刻划为民间英雄。斯卡纳赖尔机智、勇敢、活泼，充满生命力。他扮演的是骗子角色，但莫里哀要揭发的不是斯卡纳赖尔，而是那些不学无术、欺骗讹诈的医生。斯卡纳赖尔是作者用来进行批评的武器，不是批评的对象。
《吝啬鬼》（1668年）也是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之一，讽刺资产阶级贪财如命的本质。阿尔巴贡是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教他拿赌博赢来的钱去放高利贷。关于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想不到借债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偶合场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见的，但莫里哀运用起来却大大加深了喜剧气氛，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埋在花园里的1万金币被偷后，他痛哭流涕，几乎想自杀。他闹翻了天，把家里所有的人都看成贼，要求开动国家的一切统治机器，替他找回他的“命根子”。莫里哀很出色地用喜剧夸张的手法，把阿尔巴贡的吝啬性格烘托出来。
《乔治·唐丹》（1668年）也是一部讽刺资产阶级的喜剧，揭露他们向上爬的虚荣心理。乔治·唐丹是个暴发户，企图以依附贵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用自己的钱挽救贵族丈人的破产，他的妻子对他却不忠实。莫里哀谴责了贵族的无耻，描写了乔治·唐丹的不幸遭遇，同时也指出，应该对这不幸负责的是乔治·唐丹本人。
1669年后，莫里哀还写了一些优秀喜剧：《贵人迷》（1670年）、《司卡班的诡计》（1671年）、《女博士》（1672年）、《没病找病》（1673年）等。
《司卡班的诡计》是一部有民主倾向的喜剧。它采用罗马喜剧家泰伦斯的《福尔米奥》的情节和意大利即兴喜剧的结构形式，中心人物司卡班却是十足的法兰西民间人物。他不仅象《伪君子》中的陶丽娜和《吝啬鬼》中的阿箭那样替小主人出谋献策，战胜顽固落后的家长，而且有本领使他的老主人在被他捉弄时还把他当作自己的忠心仆人。他狡猾、聪明、灵活、快乐。
波瓦洛热烈赞赏莫里哀的艺术才能，但不欣赏《司卡班的诡计》。他谴责莫里哀“抛弃趣味和风雅”，说他不应该把“司卡班装人的口袋”搬上舞台。实际上，莫里哀用民间戏剧的优良传统丰富了他的喜剧创作，这正是他的优点。
莫里哀虽然有时在题材上走出古典主义的框子，但他的喜剧具有古典主义的优点，结构形式谨严，戏剧冲突鲜明。他没有受到三一律的束缚，反而以高度的技巧掌握了这个规则。他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显示出卓越的艺术才能。他的人物特点是集中、夸张，概括性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主导性格。莫里哀把伪善者的一切特征都集中在答丢夫身上，使他几乎成为伪善的化身。同样，他把阿尔巴贡的吝啬也刻画成强烈的情欲，并且用夸张手法突出他的性格。
莫里哀的人物的语言和他们的性格、身份完全一致。他的喜剧有的用诗体，有的用散文。诗剧大都采用亚历山大体，有时也用自由体。他的散文流畅自然，很接近口语。他的喜剧吸取了人民的语言，有不少句子已成为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