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本书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的一本，由著名作家刘心武主编，配合语文教学，对《边城》这部名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并附有名家导读、读后感等，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地位与影响沈从文先生一生写下很多部小说和散文集，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之中，《边城》则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边城》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内容精要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一户人家。独门独院里，只有爷爷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两个人，还有一只颇通人性的黄狗。这一老一小便在渡船上悠然度日。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是个洒脱大方，喜欢交朋结友，且慷慨助人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像他一样豪放豁达，不拘俗套小节。老二的气质则有些像他的母亲，不爱说话，秀拔出群，叫傩送。小城里的人提起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巧的是，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先傩送一步托媒人提了亲。兄弟两人都决定把话挑明了，于是老大就把心事全告诉了弟弟，说这爱是两年前就已经植下根苗的。弟弟微笑着把话听下去，且告诉哥哥，他爱翠翠也是两年前的事，做哥哥的也着实吃了一惊……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爷爷自然是晓得孙女的心事，却愿让她自己做主。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约定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弟弟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到了城里，人们却告诉他：原来老大坐下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也忘不了儿子死的原因，所以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老船夫操心着孙女的心事，后终于耐不住去问，傩送却因天保的死十分怪责老船夫，自己下桃源去了。船总顺顺也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毕竟天保是因她而死。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说，翠翠莫怕，翠翠说不怕。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那雨声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吓得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傩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思想内容《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
一个孤独奋斗者的悲歌 ——《骆驼祥子》悲剧缘由探究 晨晖 摘要: 祥子，一个旧中国城市个体劳动者，最终沦落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虽身处城市底层深受压迫,却不在新的生产关系之内,所以,这是个以封建人格意识的道德观在都市里挣扎并走向沦亡者的悲剧。祥子的悲剧是强者沉沦的悲剧，是性格和命运的悲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阶级剥削的残酷。作品最感人的地方,是阅读后所留下的谁能救救祥子的呼声。 关键词：祥子;悲剧;堕落;生命意志 《骆驼祥子》讲述的是一个旧中国城市个体劳动者——祥子，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他在“金字塔”的底端也试着攀登过、努力过，但不幸的命运和腐朽的制度让他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白费了，没有办法，没有希望，他的心慢慢地死去，而他的肉体也腐烂在沦丧的道德之中。祥子个人奋斗悲剧的原因，主要来自乱兵、孙侦探、虎妞父女所代表的社会黑暗势力对祥子生命意志的摧毁。小说是按时间的进展，顺着客观事件的衍变描绘祥子心灵的生活历程。客观生活的“危机”牵动着祥子内心生活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始终围绕着一个轴心，这个轴心即祥子所追求的目的物（车子），对目的物由强到弱再到消失，“便造成了心理生活的失望、追求、挣扎、失败、堕落的全部悲剧心理历程，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竟是什么样子”〔1〕，以表现旧社会的阴森可怖，揭露和控诉旧制度罪恶。 一、性格的悲剧 造成祥子性格的悲剧，与其自身的堕落有密切的关系。祥子的堕落是一个精神渐变的过程，他是一步步由“人”变成“牲口”的。祥子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狭隘的眼光，尤其是他的个人奋斗的思想，是造成他悲剧主观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点。 祥子来自乡间，日益凋蔽衰败的农村使他无法生存下去，他来到城市，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创立新的生活。他试过各种工作，但他身上仍存在着农村习惯和农民意识，落后的、个体的生产方式最后选中拉洋车。这一职业选择表明祥子尽管离开了土地，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农民的。他习惯于个体劳动，同时又渴望有一辆像土地那样靠得住的车。买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2],城市似乎给了祥子实现志愿的机遇，经过三年奋斗，他买上了车，但不到半年，竟被人抢去；但祥子仍然不肯放弃拥有自己的一辆车的梦想，尽管他对自己的追求不无怀疑，几度动摇，但仍然不断振作起来，再度奋斗。祥子也有过“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的混”的时候，但毕竟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要去找回小福子，找回幸福;但小福子死了以后，“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3〕 祥子只知道攒钱买车，与车无关的事，他一概不闻不问，打仗了，他还想着拉车出城，结果丢了车子。他和周围的车夫不相往来，彼此之间没有多少***同语言，有时因拉座与人争骂。他也曾从老马、小马身上认识自己，模糊地有所醒悟，但是这只能更加促使他拼命的赚钱，早一天实现他的理想。对于祥子来说，即使有了自己的车子并且始终保持着所有权，也不能摆脱种种压制而成为真正可以独立自主、幸福生活的劳动者，正如小说中老马所揭示的“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也蹦得怪远的，可是叫个小孩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4]因此，祥子的愿望和追求，都是不切实际的，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失败和悲惨的结局，很显然，祥子的悲剧是对个人奋斗道路的彻底否定。但作者对祥子中个人奋斗道路的描绘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向更深层作了细致的挖掘，既写了祥子对于自己的努力有过反思，又写了自己对这种努力的疑问。比如第一次丢车以后，尽管他仍然努力拉车攒钱，可是干着干着，他便想起那回事。一想起来，他心中就觉得发堵，不由的想到，要强又怎样呢?即便马上再弄来一辆车，焉知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可见，他已经预感到前途的暗淡，并向自己提出了严峻的反问。另外，祥子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弱点，比如在接踵而来的打击面前逐渐滋生的自暴自弃，在把握自己上他缺乏足够的自制能力；在虎妞影响下他的生活态度的某些改变，也是导致悲剧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祥子以坚韧的性格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搏斗，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内容。而搏斗的结局，是以祥子的失败告终的，他终于未能做成拥有自己一辆车的梦。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描写了严酷的生活环境对祥子的物质剥夺，而且还刻画了样子在生活理想被毁坏后的精神堕落。“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5]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青年，就这样被改塑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 祥子在彻底堕落之前，其个人主义思想虽然也包含着自私的成份，但它的最主要内核却是个人奋斗，与之相关的是格守职业道德、讲信用、勤劳、节俭等美好品质。祥子的个人奋斗固然带着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但他对劳动的热爱，对生活的严格自律，却焕发出生命蓬勃向上的动人光辉。车被兵抢之前，“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6]这里，祥子把职业信用看得高于自己的安危。夜晚路黑，祥子拉曹先生摔倒，自己也负了伤，他心中引起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并且决定以辞工、让工钱来补偿这一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过失。对自我责任的主动承受，使得祥子的个人奋斗与不择手段、极度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区别开来，而带着劳动者的纯朴、忠厚。为了买上车，祥子起早摸黑地拉车，舍不得花钱买药、喝糖茶，“没有一般洋车夫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7]，也体现出人为了理想而严。 祥子堕落的过程，又是一个命运和精神两方面都向车夫群体认同的过程。最初，他落落寡合，除个人私心外，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好强，不甘堕落，还想奋斗，不愿意认同一般洋车夫浑浑噩噩混日子的生命衰颓。这里，个人与群体不相融合中，体现的主要是积极向上的人格美，是人性中的神性光辉对生物本能的超越。而当祥子认同车夫的群体意识时，却正是他精神走下坡路的时候。当他的个人奋斗遭到挫折时，他想，“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一一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没法不承认别人作得对。”[8]这些事虽然有红白喜事中的人情往来，其中有真哭或真笑，但更多的是请烟、请酒菜、赌博这些***同泯灭灵性、麻醉精神的无聊事。祥子认可车夫间的人情意识、生活态度，并非是想借他人的长处来提升自己，而是出于对自己丧失信心之后的精神无助;在向群体看齐中，他不仅没有克服原有的个人私心，走向更高道德境界的集体主义，而是迅速下坠到丧失人生追求的精神麻木状态。“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这么着，他自己觉得倒比以前舒服，别人也看他顺眼;老鸦是一边黑的，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儿的。”[9]群体，哪怕纯粹是下层劳动者组成的群体，也成为人性堕落的染缸。 《骆驼祥子》中车夫群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生活悲惨的群体形象衬托在祥子四周，把祥子没有出路的命运，由点引向面，有力地完成了小说社会控拆的主旨。其次，车夫作为祥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展示出了祥子性格中自私与富有同情心的两面。更为重要的是，对车夫群体意识的认同与否，还蕴含着两个重要的话题，一是对群体力量的向往，二是对庸众精神麻木现象的揭露、鞭挞。 二、命运的悲剧 祥子的命运,是车夫群体所认同的命运,尽管他付出了个人的奋斗,但终究还是逃不过命运的悲剧。各种各样的洋车夫过的都是悲惨的生活，就从侧面补充说明了祥子的命运是不公平社会中穷苦人无法逃脱的***同命运，制造罪恶的是社会压迫、阶级剥削，而不是人物自身的个性缺陷。很明显，祥子并不是因为追求个人利益才引来社会恶势力的迫害，也不是因为损害了他人利益才遭受厄运。车被拉、钱被抢、人被诱惑、虎妞难产、小福子被逼死都与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假如在小福子说“我没法子”的时候，祥子肯娶她的话，她可能不至于死得那么早，但是逼迫小福子走上绝路的仍然是没有给穷人出路的社会的命运。假如祥子肯伸出救援之手的话，也不过让悲剧换一个形式、换一个时间而已，其命运亦如此。 后来的事实表明，祥子的美好品德被残酷的旧社会吞噬殆尽，“三起三落”便是他精神堕落的全过程。第一次丢车，祥子被抓进兵营，心中只有恨和抗议，恨大兵和“世上的一切”，“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地步呢？”但在失望中仍有希望，决心“重打鼓另开张打头儿来”，从此更加起劲地干活、挣钱。祥子在得到“骆驼”的外号之后，名声比他单是祥子的时候臭得多，他的性格渐渐向消极方面变化。他开始羡慕烟酒、逛窑子，不过强烈的买车欲使他产生一种顽强的抵抗力。他拚命和别人抢生意，“像只饿疯了的野兽”。在曹宅看门被侦探抢了钱，希望和抗议都没有了，只剩下委屈和叹息，然而并没有失去“穷死，不偷”的诚实品格。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回到人和车厂，把自己交给了刘四父女。从此死了心，认了命，变成一个“仿佛能干活的死人”。和老姑娘虎妞的婚姻，对祥子来说是一场更加难以忍受的灾难。虎妞要从祥子身上找回失去的青春，起先不让他拉车，她不愿“一辈子作车夫的老婆”，禁不住祥子一再抗争，才让祥子拉车赚钱，却把钱攥在自己手里。祥子不肯听从虎妞摆布做小买卖，也不想当车主去奴役别人，更不愿做笼中的鸟儿，吃人家粮米，给人家啼唱，然后给人卖掉，他只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车夫，不甘心“压在老婆的几块钱底下”讨饭吃，反映了劳动者要求改变生活地位的朴素愿望。但他终于不能挣脱虎妞的“绝户网”，在虎妞支配下，只觉得“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这种带有阶级对立性质的不自然的婚姻，严重地腐蚀、摧毁了祥子的生活意志和奋斗精神。卖车还债后，他不再想从拉车得到光荣和称赞，从此走上了自暴自弃的道路。他不仅抽烟喝酒，而且失掉了劳动者赖以生存的本钱：健康和纯洁。从小说的最后一章，我们痛惜地看到，当初那个体面的、要强的、健壮的、爱幻想的、高大的祥子，最终变成了“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10]。 造成祥子命运悲剧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社会的黑暗和阶级的剥削所致的，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的逼迫。祥子想自己买一辆人力车的愿望，正像农民梦想拥有土地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最低愿望，然而这一正当的愿望在那个社会里却似乎成了奢望。祥子历尽艰辛，饱尝委曲，三起三落，欲独立自主而终不可得，是因为他面对着一个强大的、罪恶的、病态的社会。人力车夫祥子只能成为这个病态社会的牺牲品。他不可能以一己的力量与这个黑暗社会抗衡，而这个社会却把他从“人”变成了“鬼”。 二是车厂主女儿虎妞的诱骗。在造成祥子悲剧命运的过程中，虎妞的介入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他们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强扭的瓜”，有的只是虎妞对于祥子的性欲要求；对于祥子来说，虎妞的纠缠不啻是一种灾难。这是一个资产者的丑女引诱与腐蚀(精神与肉体两方面的腐蚀)无产者穷汉的悲剧。 尽管罪恶来自社会，但是祥子在遭受打击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生命意志不够坚强的心理缺点。祥子骆驼一般的顽强生命，仅仅表现在肉体的吃苦上，表现在正面的人生努力上，而不表现在对灾难的承受力和反抗力上。憨厚老实的祥子实际上也生着一颗善感脆弱的心。他显然不是挣扎到完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放弃人生追求的，而是从生活经验中预计到未来也是黑暗就停止奋斗的。当外在的力量压迫生命的时候，祥子总是既没有去分析压迫的根源，引出抗争的愿望;也没有去内省自己的个性，增强反抗的力量。每一次的打击，都只是更深地引起祥子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否定。他总是自问要强又怎么样呢，烟、酒、色都对他更增添一份诱惑力。在虎妞和夏太太的伤害中，固然是她们设好圈套让祥子钻，但同时也是由于祥子缺少足够的意志力战胜自己的本能冲动。祥子自己对此没有进行丝毫反省，而只是简单地认为“说真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她布置好的，单等他来上套儿。毛病似乎是他太老实，老实就必定吃亏，没有情理可讲!”[11]在与车夫们的关系上，祥子不善于与他人交流，但一旦自己受到挫折，却容易暗中琢磨，按自己的思路从别人的生活中引起奋斗没有价值的悲思。小马儿祖父说“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这里包含着对过往悲惨生活的沉痛诉说，也包含着对群体***同抗争的深切呼唤。但祥子显然忽略了后面一层意思，只是再一次自问“要强有什么用呢?……何不得乐且乐呢?”祥子这一生命意志方面的缺陷，使得祥子形象的典型意义，在客观上已经超越了城市贫民、下层劳动者的范围，而指向对普遍人性的思考。 祥子命运的悲剧，是他所置身的旧中国社会生活环境的产物。在当时的黑暗社会中，像祥子那样的处于低层阶级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祥子多次想要凭自己来打败命运，可是最后呢，却使身心又一次伤痕累累。祥子在一次次痛苦的挣扎中，只是越陷越深，他渐渐的被黑暗的社会所扭曲、所吞噬。以前有着抱负和理想并且满是骨气的祥子，现在只有对钱的贪念而已。在社会的黑暗与钱的诱惑下，祥子没有了骨气，他什么都会干。只要有钱，他无论别人怎么看他，他都会不择手段地来争取拿钱。“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12]的确十分正确。祥子为了“生命”来争取钱。而“生命”和“理想”中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选择的一定是“生命”，因为只有“生命”才是穷人唯一可以选择的东西。那时穷人的命也许就像是枣核儿两尖头——幼小的时候能不饿死，万幸；到了老了能不饿死，很难。只有中间的一段，年轻力壮，不怕饥饱劳碌。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个人的命运真的不能由自己所掌控。祥子以坚韧的性格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搏斗，可是最后命运却一直玩弄着祥子。 启发:祥子悲剧带来的人生思考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以说，祥子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在用生命演绎着悲剧。祥子的悲剧命运不只反映了中国二十年代中期北方军阀统治的社会面貌，揭露和控诉了旧社会罪恶的本质，客观上为广大城市劳动者提出了如何争取解放的重要课题；它还以忠厚的祥子最终堕为无家无业的流浪汉，堕落为社会无赖，深刻地揭示了劳动者所具有的美好人性是如何被罪恶的社会给摧残、毁掉的，揭露和控诉了旧社会吃人的本质，再次让人们思考都市贫民怎样摆脱悲惨命运的问题。 《骆驼祥子》不单单赞美车夫的优秀品质，也不只是表现车夫在旧社会悲惨无常的生活，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 [13]。在老舍看来，表现车夫浮现在衣冠上、言语上或姿态上的一切，只是“小事情”，他旨在揭示出人力车夫悲剧的“根源”，“写出个劳苦社会” [14]。在总体构思的时候，老舍有一个明确的设计：“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15]《骆驼祥子》在艺术上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其表现就在于，作者总是以积郁着心灵瘀血的平民视角，去深刻揭示旧中国社会的黑暗。并采用严肃的悲剧性和深沉的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刻画人物，而一反过去经常使用的闹剧性描写，幽默虽然还有，但作者在幽默中也是充满同情，充满泪眼悲痕。
按照文学史通常的划分，新月派和现代派是分开的。
"现代派"诗歌流派,是指1932年之后围绕《现代》杂志的一批诗人,包括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废名,林庚,等等.何其芳的《预言》等诗华丽,精致.卞之琳的《数行集》,《鱼目集》里的作品善于将日常生活的观察转为哲理性的感悟,其圆熟,冷静的表达常常出奇制胜.
1926年围绕北京《晨报》的《诗镌》,集合了一批立志要为新诗创格律的诗人,其中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他们随后还创办了《新月》和《诗刊》,"新月派"由此得名.新月派诗人中闻一多的理论最为完整明确,他主张诗应当有音乐的美(主要指平仄,音韵),绘画的美(主要指词藻,色彩与意境等),建筑的美(主要指诗节句式的匀称整饬),总之要"理性节制情感",带着"镣铐"来"跳舞",这是对诗人更高的审美要求.
"新月派"的"重镇"除了徐志摩还有闻一多.闻有诗集《红烛》,《死水》.《死水》贯彻了"三美"的追求,以想象的奇丽,节律的和谐,格式的整饬以及色彩的鲜明称著.其中《死水》一诗以"死水"作为旧中国衰腐社会的象征,表达了对不合理现实的嘲讽与愤激.闻一多的诗讲求艺术锤炼,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