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书系从鲁迅先生诗歌、杂文（包括散文、论文、论著等）、书信、序跋、演讲及小说乃至日记诸体文中遴选出足以启迪人生与警悟世情之精彩内容而成，然不敢遽称鲁迅先生言论之警策者已尽于此；盖遗珠之憾定当不免也。
一、是书大致分为《社会·思想·人生》、《科学·民主·进化》、《过去·现在·未来》、《中国·外国·中国人》、《家庭·爱情·婚姻》、《文学·艺术·创作》、《其他》等七大类，然后按各类别再分出若干子目，并以相关内容充实之。唯其中似不无交叉现象，读者鉴诸。
一、是书为编年体，亦即各类内容以时间先后排列，以见鲁迅先生思想发展与递嬗之轨迹。唯所编之“年”，主要指作者有具体写作时间者，即大多据以为准；如无写作时间而有发表时间者，则大致推定其写作月份；唯其中误署者，则据其可靠资料以定。至于他人或后人误定时间者，则以纂辑者经考证所得而定，如《自题小像》——之必非如《鲁迅全集》或《鲁迅年谱》等定为1903年，实应据鲁迅一再自行认定并经纂辑者考证所得而泐为1901年1月20日～3月15日——之类，是也。
一、为便于读者准确查核与有效使用原文，兹于每则警句右下角，纂辑者特行标上所引文字之渊源所自，亦即该警句所在之确切书名及其篇名。唯因“摘录会损精神，还是抄一段”（具见1935年6月10日《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故宁可略予多摘，以免断却文气之弊。
一、是书所据版本，主要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但对其中有误者则加按语说明。
一、所录文中凡有异体字或系当时特有写法者，即于该文后略作按语，以明古今文字嬗变之迹。而如“绕湾子”（实即“绕弯子”）以及“直捷了当”（实即“直截了当”）等，一从原有作法，以尊重鲁迅先生行文习惯。至于今既简化且不发生歧义者，则不复从全集，如“哗然”不再作“（讠华）然”（盖全集所及同一内容而其前后实亦并不一致），“同流合污”不再作“同流合污”，“啖饭”不再作“噉饭”之类。而“余”“馀”等则因其义有别而特行分辨出现（全集中大多混同为“余”，虽则偶亦有作“馀”者），亦即“馀”作“多馀”“剩馀”之义解时则不再作“多余”“剩余”，以尊重我国文字之固有传统而避免产生不必要之歧义。诸如此类，统希广大读者垂察，则幸甚。
一、所录文中偶涉典故处，则略加按语说明，庶几览古之一助。而“全集”中原本误注者，则亦随文辨之，以供参考。
一、鲁迅先生对恣意变乱古书旧式，任意删改原文及乱行标点等，以为古书水火兵虫以外之大厄而为文痛诋之（具见1934年12月17日《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馀——关于“舒愤懑”》等），且复“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具见1928年3月31日《译文序跋集·<思想·山水·人物>题记》等），然时人却果有任意变乱鲁迅先生文章旧式，且乱行标点，甚乃有将书名乱题、作者误署与文字讹列者。今略举其误者各一例于此，如将《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竟题为《且介亭杂文二集·门外文谈》，又如将《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竟题作《二心集·上海文艺一瞥》等；此外，时人竟有将迅翁所引他人（如所引叔本华、田汉等）之文而误作鲁迅之“箴言”者（实则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即以为“关于这一案”云云，可知其所引论敌之攻击文字并不为其赞同也）；又有在摘引时竟与鲁迅行文用意正好相反者（如论阿金等）。至于所署收信人姓名之“张冠李戴”抑其创作时间之“颠之倒之”者亦颇常见；而文中随意删节却并不标省略号以致使人误以为原本即如此者，尤为普遍。诸如此类，今兹一并未敢效尤。唯誊录时，诚如《唐诗三百首》补注者陈婉俊女史所谓“至于点画讹舛，鲁鱼混淆，则寄目以视，假腕以书，亦不能保其必无也，尚冀世之君子是正焉。”此诚于我心有戚戚焉。
2010年国庆节后一日，阿袁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