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这一辈子，过得太辛苦。他太聪明了，他总是发现当权派的错误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来，戳到权贵的痛处，落得个一贬再贬。
苏轼是有很好的政治前途的，他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二十四岁就有官做，本可以大有作为。可他总是被排挤，被陷害，被贬。
在他日后的仕途里，不是被贬，就是走在被贬的路上。
正如苏轼自己所说：“我被聪明误一生。”如果苏轼稍微笨那么一点，或许他就能顺利得多。
苏轼没生在好时候。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建立一百多年、积贫积弱的时代。国家面临着许多潜在的危机，如果不进行改革，确实有亡国的危险。
于是，有一个人掀起了这场改革，他就是王安石，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作“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实施变法的前夕，苏轼就给皇帝上疏建议变法，也就是说，他是支持变法的，只不过，苏轼比王安石要保守。
那么问题来了。苏轼和王安石有了政治上的分歧。
王安石是什么人物？宰相；苏轼呢？一个京官而已。本来，王安石是很想提携苏轼的，毕竟这小伙子年轻有为，文采又好，把他拉到我的帐下，让他给我干点活儿。于是，王安石向苏轼抛出了橄榄枝。
可苏轼并不买账，他的理由很简单：你的变法政策过于激进。
其实，天下的革命和改革，没有不激进的。过于平和就不能真正地推进改革。
可是王安石还是照样变法，不能因为你苏轼不同意我就不变法，毕竟王安石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既然是改革，就一定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就是说，原来处处受保护的皇亲国戚、达官显宦都要受到一定的冲击。这样的话，不论是京城还是地方，就有很多反对的人在。这些人的核心，是司马光。
是的，是那个砸缸的司马光，也是写《资治通鉴》的那个。
苏轼因为对王安石变法有反对的意见，也被卷进反对王安石的浪潮中来，一度被认作“旧党”。
所谓“旧党”，指的是守旧派，反对变法的人，而“新党”则是支持变革的变法派。
在古代中国，“党”的概念和今天不太一样。西方人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政党斗争，一个大国可能有几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分别推荐党魁参与大选，争取占据尽可能多的席位，从而掌握国家政权。而在古代中国，所谓的“党”是指派系，有***同政见的人自动地成为一个派系，派系与派系之间进行斗争。
在激烈的派系斗争中，大部分人明确地表示自己是新党还是旧党，以争取团队的支持，这是上策；最忌讳的就是态度不明朗，而苏轼，就是政治态度模糊的代表。
因为苏轼上疏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他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旧党”。这时候，王安石虽然被罢免了职务，“新党”处在下风，可仍有相当的势力，于是，一些支持王安石的人，说苏轼曾经写过讥讽新法的诗，议论朝政惑乱人心，把他抓进了监狱，史称“乌台诗案”。
这场文字狱的主谋是“新党”，他们的目的，就是打击司马光、苏轼等人，维护新法。苏轼在这个案子里吃尽了苦头，险些死在监狱里。
这是苏轼受的第一次打击，来自新党。
等他出狱之后，司马光已经上台执政，和王安石一样，他也向苏轼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加入自己的团队，废除新法。
苏轼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上疏反对司马光，理由也很简单：新法不能完全废除。
在王安石执政时期，苏轼当过多年的地方官，他亲自带领老百姓去实施新法，真切地看到了新法也有一些可取之处，如果全部废掉，对老百姓不利。
司马光当然很不高兴。王安石是他的政敌，既然现在政敌已经下台，就应该把他的政策全部废掉，把这个人一棒子打死。再说了，当年因为苏轼口口声声说新法激进，司马光才把他当做自己人来看的。今天苏轼又来反对“旧党”，看来跟我还不是一条心。
“旧党”已经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司马光一声令下：贬！苏轼又因为得罪了“旧党”而走上流放之路。
这是第二次打击，来自旧党。
不过，守旧派也没得瑟几天，司马光就下台了，“新党”重新上台，不过已经不是王安石的人马。“新党”知道，苏轼曾经说新法怎么怎么不好，他一定不是我们的人，贬！
这是第三次打击，来自新党。
苏轼一辈子就在为老百姓说话，他说新法激进，这是很客观的；他说新法有可取之处，这也是客观的。而且，因为他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因为他聪明，他往往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他说新法不好，王安石吃不消；他说旧法不好，司马光吃不消，因此只能把他排挤出去，防止他发声。
如果苏轼再笨一点呢？
如果他坚定不移地跟着新党，那么只有旧党打击他；如果他跟着旧党，那么只有新党打击他。
如果苏轼完全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见风使舵，新党上台支持新党，旧党上台支持旧党，也能安安稳稳在京城混，不必这么辛苦。
可苏轼不能这样做，他厌恶无谓的党争，他从不明确地说自己属于哪个派系，他的政治态度是模糊的，他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他不能人云亦云以求提升。因此，新党也不理解他，旧党也不理解他，大家都排挤他，因为他聪明――万一他又上疏反对我们，我们可吃不消。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就是因为自己太聪明，总是说当权派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因此被一贬再贬。“惟愿诸生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如果苏轼当年笨一点，看不到问题，或者是看到了问题而甘心做个哑巴，或许就不会这么辛苦了吧。
如果那样，苏轼就成了一个圆滑、庸俗的官僚，他就不再是我们喜欢的那个刚正不阿的苏轼了，他就不再有任何的人格魅力。如果他真的靠着圆滑而一帆风顺的话，他就不会有那么丰富的阅历，他就不会体会人民疾苦，他也写不出那么多优秀的诗篇，他也不会说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率真的话来。
苏轼在政治上不得意是必然的，因为率真的人往往不得意。那些得意的人什么都没有留下，而一生潦倒的苏轼给我们留下了2824首诗、350首词和难以计数的散文、政论、尺牍，他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无穷的。
大哉坡公，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