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起我的三弦定起个音，众位明公仔细听……”，陕北说书是说唱艺术，唱占了很大的比重，艺人们说：“说是骨头唱是肉”。在书场里除了听远古神话、历史传奇、百姓故事，还可以学历史、听新闻，说书人走州过县、见多识广，朝政大事、奇闻趣谈、张长李短等等，他都能说的活灵活现，并对那些邪、恶、丑，予以嘲笑和鞭达，对真、善、美大加赞美与颂扬。陕北说书中的每一部书很少有悲剧的结局，这在其它姊妹艺术中是很少见的。陕北说书，这一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早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那时陕甘宁边区就开展了改造旧说书活动，对一些宣扬宗教、封建迷信的书目进行改造，高敏夫、韩起祥等人创作了新书《刘巧团圆》、《宜川大胜利》、《翻身记》、《血泪仇》等几十部新书，当时深受边区群众欢迎。一九四六年八月，韩起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毛主席和朱老总说了新编书《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听完书后，毛主席称赞道：“你的新书说得好……”。全国解放后，韩起祥的陕北说书曾风靡一时，他一人就可以说五六百部新旧书，是陕北说书的一代宗师。提起陕北说书，人们就会想起这些人来：韩起祥（1915-1989）、张俊功、田治枝、解明生、曹伯炎…… 陕北说书有听头亦有看头。且看有看的讲究，听有听的决窍。 唐代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百艺繁盛。说书在民间成熟而普及。1966年西安西郊出土的一组彩绘陶俑——说唱俑，说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长安已经有了说书这种说唱形式。此时有了琵琶的伴奏，唐元稹长集《连昌宫调》有：“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足见唐说书的昌盛，而平民都喜欢听书，书听到夜半还不足兴。尤为可喜的是说书曲本“变文”出现以及当时寺院中和尚“讲俗”的兴盛，“转变”已经成为唐时的主要的说唱艺术。“变文”唱词的韵式格体基本是七字句式，这种韵体格式至今还被陕北说书所保留。
陕北说书与变文格外相似，往往是以散文叙述事实，作为引起，以诗文敷衍一番。这种夹叙夹唱的形式无论是陕北说书还是变文都有。如变文《目连救母》与陕北说书《金箸记》就是其例。“变文”的讲唱形式是讲前唱歌，称为“押座文”，它是“变文”的“引端”或“入话”，是沿于宋代的每篇“话本”前面的“入话”或“笑耍头回”或“得胜头回”的形式。或用诗词，或说另外小故事，或发点议论，可与正文略有关系，也可没有关系，所加的唱词起定场作用。其“评话”称之为“开词”。“大鼓、快书”称之为“书帽”，这些只是称谓不同，其实质是相同的。而陕北说书的定场词，在正文说起之前，总会先叙述概括历代帝王改朝换代之功业兴衰之事，以引起“变文”称之为“押座文”，陕北说书的开头也有叙说，或是历代帝王改朝换代之事，或是请神之类的开场词。此后又唱经文，做题解时用白文，叫“开题”，开题后背唱经文。经文后又白文，此后又相间进行，到完为止。散席后，又唱歌，叫“解座文”。今天陕北说书，演唱方式中起板、开场白、间奏、书帽、间奏、正文、结尾。“开场白”相当于“变文”的“引端”或“入话”，“书帽”相当于变文的“开题”，“正文”相当于经文部分，结尾相当于“解座文”。这足以说明陕北说书与变文关系相当密切。
陕北说书初始是琵琶书，三弦书在琵琶之后广而用之。
陕北说书的曲目中所保留的传统节目不仅内容题材因袭宋元活本和鼓词中的历史人物故事，而且有的书目连曲本多也一样，如《金镯玉环记》《绣鞋记》《汗衫记》《金箸记》《七侠五义》《包公案》等均是宋代故事的篇目，这一时期陕北说书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脚本程式话。由于说书艺术全部地域化，因此说书脚本形成一定的套路，无论哪位小姐走路，无论何种人待客，无论描述哪个媒婆，都应用一个书套，同时语言也开始蜕变为地方语言了，自然陕北说书也有了陕北方言的特色。陕北说书有琵琶和三弦两种形式。琵琶书早于三弦书，是陕北说书最古老的书种。至今琵琶、三弦的弹奏仍沿用骨质拔子的古老遗风。汉刘熙《积名》中也有记载。远在汉张骞出使西域，自然会引进一些胡乐，琵琶自然会引进。武帝时嫁江都刘建之女细君到乌孙国，为安慰它对乡土的思念之旅的寂寞，曾使工匠创作了一种马上弹奏的乐器，这便是“汉琵琶”。实则这种汉琵琶是我国秦代的直径圆体“弦鼗”的变体。这种“秦汉琵琶”几经改革演变，便是后世的月琴，秦琴，三弦等几种乐器。这只能说明琵琶比三弦早，至于陕北现存较老式的琵琶来源，可能是承汉唐时引进的胡乐——“曲径琵琶”。陕北自古是边陲地带，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胡汉文化交融，自然胡乐在这里被接受并且使用，这是历史的结果。
到清代，陕北说书只能继续发展。《榆林府志》对说书有这样的记载：“清康熙年间这里便有……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韶音飞畅，殊有风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这再次说明在二百年前陕北说书艺术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大概和现代说书相差无几。从唐到清是说书的发展时期，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从清到民国的三十年代，据传，在此期间陕北盲人曾有一次大的聚会，目的是与明眼说书人宣战，争取饭碗不被抢夺。在这一时期盲人们只是为了求生存。到了中华民国，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芽，陕北说书也为自己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思想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