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那间老屋，终于在虎年年气尚浓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被父亲请来的工匠的吆喝声中，轰然倒下了。老屋的倒下，宣告了两个多世纪来为我家祖祖辈辈几代人遮风挡雨的老屋已丧失它作为居所的功效，从此消声匿迹。
拆老屋是父亲的主意，我原本是不怎么赞成的。拆屋翌日，我还和姊妹5人专程驱车回去，大有兴师问罪之架势。理由是：大家眼下生活并不宽裕，造新屋应早做筹划不能说拆便拆，其实我们谁都清楚，拆老屋盖新屋是父母一生的夙愿，而且年事愈高愈见迫切。直至今日令我费解的是，一生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父亲，80高龄了怎么还能释放出拆老屋建新屋的豪气和霸气？而且就连春节的那几天里也保密得不漏一丝口风？起初，我对父亲此举的轻率和固执表示愤懑，但过后更多的却是理解和钦佩。
几个月后，新屋落成，父母也兴高采烈地搬进新屋。看着全家人挂在脸上的笑容我却想，不知喜悦是否已模糊了他们对老屋的印象了，但近些日子，老屋却像一帧没有褪色的旧照片在我脑腔中显影显廓，而且日渐清晰起来。据父亲讲，老屋建于200多年前，当时是村里屈指可数的砖瓦屋。如此说来，我家祖上也算是大户人家了。最早的老屋三间，一厅二室，后在一隅建二间，形成尺形院落。老屋采用梁柱框架结构，上下左右横的竖的梁柱凿孔相吻你牵我引，这也许是老屋经风沥雨苍桑挺立两个多世纪的缘故吧。两个世纪，于世间是短暂的，于老屋却是太长久了。老屋真实地记录着我家祖辈昔日的富足与衰落，同时也记录着父辈、我辈生活的苦涩与欢乐，想想文革中“黑五类”戴着高帽低头做人，连日遭受非人的批斗，我甚至有些怀疑爷辈是否有先知先觉之明，故造家道中落，让我们躲过“文革”的苦头。
老屋的日子，很苦。父母因断不了传统习俗影响，想多生一个男儿与我搭伴不受旁人欺凌，竟一口气生了姊妹7人，这在以劳动力挣工分分红、换口粮的年代里，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我家因孩儿多、劳力少，年底分红、分粮几乎年年超支，全靠母亲精打细算里外操持，才不落得断粮挨饿境地。70年代，几个姊妹渐大成人，老屋更显拥挤，父母干是动念要拆老屋建新屋。那年头盖屋挺不易，没经大队、公社审批便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进行批斗游街。我家尚属幸运，拿到公社证明，于是信人制砖瓦、上山砍烧窑柴，万般俱备窑炉又告紧。被热情鼓舞着的`父亲坐不住了，亲自到黄流请来烧窑师傅，在自家庭院里挖窑、烧窑。眼见大功即将告成，不料窑火过旺，窑缝漏气，一窑砖瓦成废土，轰轰烈烈的造屋行动连如父母的愿望顷刻之间变泡影。母亲说：“这是命。”但造屋之念从没有断过。
新屋没盖成，但老屋作为居所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至少它让我家十口在艰苦生活中不露宿风餐，呵护着我们一个一个长大成人。此外，还耳闻目睹了老屋的诸多好处来。
儿时，老屋常是我们玩“兵抓贼”的“战场”之一。由于惧怕盗贼，老屋筑得严严实实的，仅开启的两个小窗，也被厚实的木条罩得难漏进光线，倘若刚从外面进屋，要不愣神片刻，眼睛别想看清房内的物什。所以轮到我等当“贼”，我便带领那些“贼们”躲进老屋，吓得胆子较小的“兵哥哥”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擅自闯入老屋。往往是躲得太久感到索然无味时，才从老屋走出来，让“兵哥哥”们随手就擒。
50年代末、60年代初，老屋为公社做过贡献。当时公社动员父亲腾出一间房作为公购粮收购站，耿直的父母二话没说无偿支持。尽管这样一来，一家人住得极为拥挤，但每逢收割季节，朴实憨厚的村民自觉地把属于国家的那部分稻谷，倒进那高高的谷围里，我们便油然生出些许自豪感来。
合作医疗时期，父亲因粗识草药被安排当大队的赤脚医生。父亲生性虚心好学，又肯刻苦钻研，不久医术长进医名大震，前来求医者众。这时，老屋便成了路远或病重者的家，免费提供住宿。
老屋的日子，真正好起来是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如一阵强劲春风吹绿了千山万水，也吹绿了父母荒芜多年的心田，父母带领几个姊妹甩开膀子放胆苦干，家境逐渐好转。生活稍好，老屋便越显破旧，父母也时时叨念着建新屋，但一直到了去年才遂愿。
如今，老屋已消失一年了，但我心里将永远忆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