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自五代、宋初兴起以来，即以其卓越的成就渐渐取代了越窑的地位。它的整个发展历史过程，约可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五代、北宋为初创阶段；南宋为成熟阶段；元、明以后则渐趋衰落。（一）初创阶段的艺术特点
根据近年来发掘资料及出土实物，可以知道龙泉窑创始时期较早。五代、北宋初年，它是在吴越官窑的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民窑。早期的龙泉青瓷，产品风格一般多受越窑影响，就大窑和金村的出土实物来看，无论在造型或纹饰方面，都与越窑青瓷一脉相承，继承了越窑的艺术传统。虽然制作技术还不够成熟，瓷胎比较厚重，淘练不纯，釉层很薄，釉色多青中泛黄，不如秘色越瓷之精美。但是那些腹部刻有直条纹的瓜棱壶、多嘴带盖的五管瓶、小底撇口的茶碗以及翻口浅腹盘等，也具备了越瓷的特色。尤其在刻划纹上，喜欢采用篦纹作为装饰，这是五代越窑一种流行的艺术手法，在余姚上林湖、上虞窑寺前、黄岩沙埠等五代宋初的窑址中曾普遍出现。那些早期龙泉青瓷，我们可以常常见到碗内刻划的波浪纹和小团花，壶身上的云纹和莲瓣纹，盘里的折扇纹和缠枝花卉等纹饰，都喜使用篦纹，巧妙地增加了纹样变化的效果。它纯熟地运用篦状工具，使之在疏密一致的线条下，产生和谐统一的节奏，极有规律，而又活泼自然，变化丰富，没有雕琢痕迹。这种篦纹纹饰，早在浙江肖山县南朝时期的上董窑青瓷中已开始运用，以后五代越窑发扬了上董窑的传统，早期龙泉窑又继承了这种装饰手法，反映了南方青瓷的艺术特色。
早期的龙泉窑主要成就，在于使青瓷向实用方面进一步发展：大量生产普及的日用瓷器，质朴耐用，和广大人民生活密切结合，以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它的器形种类不多，都是盘、碗、壶、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它为青瓷生产从吴越统治者长期的垄断和压榨中解放出来，彻底打破过去所谓“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的局限，使青瓷扎根于群众之中，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此外，在金村还有一部分受瓯窑影响的青瓷，胎骨比较细白，釉淡而透明，近于缥青色。器形和大窑约略相同，纹饰也以刻划花及篦纹为主。在盘、碗里有些刻着旋转的风车纹，这种纹饰不见于大窑，它的风格和瓯窑比较接近。这又反映了早期龙泉青瓷正处于初创阶段，主要继承浙江原有的制瓷传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由粗到精，由低级到高级。早期龙泉窑经过一百年左右的生产实践，到了北宋中期，它已稳步进入制瓷工业的前列，产品质量逐渐提高。特别在大观、政和（1107—1117）年间，赵佶为了满足他的穷奢极欲，以定窑白瓷有芒不堪用，命汝州烧造青瓷，接着又在汴京设置官窑，不惜工本为宫廷生产精美的瓷器。这时北方青瓷出现了新局面，不仅官营的汝窑、官窑，掌握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即民窑中的耀州窑、临汝窑，也都取得迅速的发展。这对于龙泉窑青瓷无疑有促进作用，它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北方制瓷的经验，改进工艺技术，增加了新品种，如：胆瓶、直颈瓶、鹅颈瓶、盖瓶、盖罐、盖碗、鼎炉、奁形炉、渣斗、水盂、粉盒、灯盏和双层暖碗（即俗称孔明碗）等，都是北宋早期所未见的。这些器物造型稳重大方，浑厚质朴之中又具有南方青瓷秀致的艺术风格。胎质比前坚白，釉汁薄而匀润，以青、绿为主，灰黄釉相对减少。纹饰仍以刻划花的鱼纹、云纹、莲瓣纹、蕉叶纹最常见，小团花和直条纹则渐次淘汰。技巧熟练的带茎叶的莲花和折枝花卉、缠枝花卉，反映了当时花鸟画的盛行，对于工艺品的影响很大。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北宋刻纹莲花盘，盘心刻着仅由三片花瓣构成的含苞怒放的莲花和一张侧面的莲叶，寥寥几笔，简到无可再简，却充分表现了主题的的形态特征，极朴素可爱。又如刻花鱼纹盘，鱼纹顺手挥成，巨口细鳞，双鳍欲动，形神兼备，有较高的艺术概括能力。在金村出土的刻纹莲花暖碗是龙泉窑这时一种新创的形式，可以从底部注入开水，达到保温作用，这种巧妙的匠心，是值得赞美的。它的外壁刻划粗壮的莲瓣，碗心装饰了一枝带茎叶的莲花，也简洁挺秀，疏落有致，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特色。
总之，龙泉青瓷在长时间的初创阶段中，不断积累了经验，改进了生产技术，提高了艺术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为南宋龙泉窑的高度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成熟阶段的艺术特点
自从南渡以后，以赵构为首的统治集团在临安（即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执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屈辱妥协，苟安享乐于东南一带。由于北方被金人侵占，北宋时期的名窑如汝窑、官窑等青瓷，不能继续生产。于是在临安另设官窑即修内司窑和郊坛下官窑，烧制与北宋官窑风格相同的青瓷器。但是新设的官窑规模很少，产量不多，远不能满足出口外销和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需要，因而早有基础的龙泉民窑，在此时扩大生产，改进技术，并接受官方订货，取得与官窑争衡的地位，产品质量比前阶段更加提高，进入了成熟阶段。
南宋龙泉青瓷首先在胎质和釉色方面有了显著的改进，由前一阶段的厚胎薄釉，变为薄胎厚釉。这一变化，使龙泉青瓷的生产出现一连串新的问题；不仅在原料、成型、上釉等烧制工艺上须加以改革；而且对于造型、纹饰的艺术手法，也非得改用新的设计不可。这时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新产品；一种是白胎青瓷，这是从原有的制瓷传统中加以改进的代表性产品；一种是黑胎青瓷，这和官窑有***同的特征，是仿效官窑或接受宫廷订货的产品。这两种青瓷都很精美。
要提高青瓷的艺术水平，无疑要在青色的釉上下功夫。南宋龙泉窑这时正调动一切技术和艺术手段，解决釉的呈色问题，突出一个“青”字，使之确实达到“如玉如冰”的艺术效果。我们可以从它的碎片中看出施釉技术和控制还原气氛的烧成中的出色成就，那些粉青或梅子青釉色，都施三、四层厚釉，使釉色晶莹润澈，沉着柔和。如果说釉是青瓷艺术的一项重要因素，那么，南宋龙泉青瓷的釉色，在美化作用上，的确已达到很高的境界。因为要使青釉的色度深而且青，既非增加铁的成分可以收效，也不能靠薄釉达到这种要求。它的关键在于掌握釉层的厚度，正如海水一样，水越深而青越浓。所以，必须把釉汁层层加厚，改革过去一次上釉的方法，才能得出满意的釉色。这是广大制瓷工人从长期劳动实践的经验中创造出来的成果。凡是典型的粉青和梅子青的产品，多是釉层肥厚，还原气氛适当，故釉色浑厚华滋，厚如凝脂，青比美玉，给人以新鲜愉快的美感享受。虽然还有一部分虾青、炒米黄等较差的釉色，但青澈晶莹的是这时的主流。其中白胎青瓷，以无纹片见称，是属于胎釉结合得好、火度适中的高质量产品。至于黑胎青瓷，以具有开片见称，所谓“鱼子纹”和“百圾碎”成了它的装饰特点。
由于南宋龙泉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在造型和纹饰方面，都出现了与北宋时期完全不同的风格，这时的器物造型倾向于精致端巧，简练大方，形式新颖的品种大量涌现。诸如盘、碗、杯、壶、瓶、罐、洗、炉、钵、觚、豆、水丞、笔筒、笔格、印盒、粉盒、渣斗、灯台、香薰、花囊、鸟食罐、砚滴和塑像等，包括餐具、茶具、用具、文具和陈设品，无不具备，可谓丰富多彩，是前一阶段无法比拟的。其中盘、碗、杯、洗、瓶、炉之类，造型变化多样，每类中又有多种不同形式，例如：盘类就有圆形的双鱼盘，象形莲叶的莲叶盘，多角形的六角盘、八角盘，花瓣形的菱花边盘、葵瓣盘等；碗类有撇口、直口、敛口、内折口、葵瓣口以及盖碗、八角碗、菊瓣碗、荷叶边碗、莲蓬碗、孔明碗等。这些器物不仅式样多，用途广，而且器形结构整齐端巧，轮廓线条变化和谐，达到实用与美观的统一，表现南方青瓷典型的艺术风格。
在纹饰方面，改变了北宋常用的刻划纹的手法，另外采用浮雕和堆贴花，或者仅用几条凹、凸的弦纹，使之既符合薄胎厚釉的艺术要求，又能把纹饰玲珑突出，与釉色相得益彰，从而取得薄胎厚釉与纹饰之间的矛盾统一。
应用雕塑技法作为青瓷装饰，有两种形式：如凤耳瓶、鱼耳瓶等耳部设计，是根据所定题材塑成半立体形象，模印下来附加在瓶肩上，它既属于整体造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起到良好的装饰效果。另一种是大量盛行的浮雕的丰满莲瓣纹，主要都饰在盘碗的外壁，层次分明，优美大方，较之前一阶段的刻划莲瓣纹，又提高一步。
在盘、洗里贴着首尾相对的双鱼，是南宋龙泉青瓷最常用的纹饰。有时在莲叶碗中贴一只小龟，也颇别致有趣。这类贴花透过丰厚的釉层，象掩映于绿波之中，使题材更加生动。它制作简便，利于大量生产，一直为后来元、明龙泉青瓷所继承，受到群众的喜爱。
至如凹、凸的弦纹和高出器胎的印纹八卦（以奁式炉最常见），都是在生产操作上非常简便，且单纯明朗，有其一定的美化效果。此外，也还有少量的刻划花，用于胎骨较厚的青瓷中，残留着一点前阶段的纹饰风格。
从上述的例子可见南宋龙泉青瓷装饰手法，更趋向于简练，一切以服从工艺制作为主，不事繁缛堆砌，使之明朗、大方、精致、端巧，有些器物完全以釉色和造型取胜，不施纹饰，也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
（三）衰落阶段的艺术特点
龙泉窑到了元、明时期，青瓷的质量已不如南宋之精美，一般多制作粗率，釉薄色淡，胎骨厚重，造型笨拙，纹饰堆砌，并出现一些封建迷信题材，艺术风格日趋庸俗，无可讳言，这个南方名窑，已渐渐走向衰落阶段。
有始必有终，有盛必有衰，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龙泉窑随着历史的进程，由盛而衰，也是不足为怪的。它经过南宋的极盛阶段，到了元代，由于元朝统治集团的野蛮摧毁和残酷的压迫，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当时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大批劳动人民失业流亡，妻离子散，农业和手工业损失尤为严重。在大窑的元代窑址里，曾发现过一个青瓷洗，口沿上刻：“万水千山望你归，待归后清河济苦也个”，正是当时劳动人民血泪生活的历史见证。
另一方面龙泉窑依旧在原有的生产基地上得到发展，继续大量烧制青瓷。并且随着元代的国力日益强大，对外贸易更呈活跃，瓷器成了当时外销的重要物资之一。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摩洛哥人阿拨杜拉（Abn Abdullah）在他们的游记中都谈到元代时许多外国商船云集于泉州、广州等商地，将瓷器转运出口。龙泉青瓷为了适应当时外销的需要，烧制了很多大型器物，有1米多高的牡丹大瓶，直径50厘米以上的刻划花大盘，气魄宏伟，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制瓷艺术水平。
但是，因为元灭宋以后，即建都北方，政治、经济重心自然也随之转移，浙江地区不如南宋时期繁荣，龙泉窑生产不能不受到影响。加以官营垄断的景德镇，一跃而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远非交通不便的龙泉窑可以与之抗衡。况且白瓷在这时正蓬勃发展，居于主导地位，青花、釉里红等新品种，更受国内外欢迎，各地瓷窑多改烧白瓷。在这种情况下，龙泉窑大部分都生产商品，追求产量，艺术质量显著下降，瓷胎呈灰色，器物厚重粗拙，前阶段的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已停止生产。釉层也改为一次施成，薄而透明，釉色青黄不一，缺乏莹润柔和的美感。可能为了使釉色增加一点变化，有些盘、碗、瓶、罐等器皿上采用东晋以来所流行的褐斑装饰。至于那种精美的粉青和梅子青釉色，已难得见到了。
这时的器形和品种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制作不够细致，多粗糙马虎。由于器胎过厚，造型显得呆滞钝重。器底多厚达1厘米以上，底足修饰极不规整，使用圈状垫饼托烧，足内均一圈无釉。
至于纹饰方面，它集中运用了刻划花、堆贴花、印花和镂雕等技法，不论大小器皿，普遍都有花纹。其中尤以堆贴花和刻花最为盛行。如贴花双鱼洗，所贴的双鱼多不施釉，有意保留瓷胎的本色，使与釉色产生青、红的对比。再如云鹤盘、双凤盘、龙纹盘以及露胎桃纹盘、露胎荔枝纹盘等，也都用堆贴花做成，使纹饰凸起盘心，与贴花双鱼洗的手法基本相同。但如桃纹和荔枝纹的贴花凸起过高，不大适宜实用。大量缠枝花卉和折枝花果，则多属刻划花。尖而长的菊瓣纹是由莲瓣纹演变而来。有些器物内、外两面都施加纹饰，反流于冗杂繁琐。也有的印着文字铭记，如：“清河”、“石林”、“福寿”、“吉利”和八思巴文，从艺术上评价，这些纹饰大多构图呆板，线条软弱，非堆砌即草率。它既不如北宋纹饰的奔放生动，又不如南宋纹饰的精练大方。尽管大量施加纹饰，已无法掩盖它的艺术衰退的缺憾了。
到了明代，龙泉窑生产规模已渐缩小，但仍集中在大窑一带。过去文献上把这一时期的青瓷称为“处州窑”，是不确切的。在明初一段时间里，龙泉的制瓷匠师们曾经一度努力恢复宋代龙泉青瓷的艺术风格，把元代破坏了的民族优良传统复兴起来，烧制出一些白胎厚釉的产品。如正统（1436—1449）年间顾仕成的作品，形制端整，釉厚色青，可以代表当时的烧制水平。
但是总的趋势，青瓷已走向下坡路，景德镇的官营瓷业占着压倒优势，各种霁红、霁青、青花、五彩、釉里红等新品种，如百花齐放，实非龙泉民窑的青瓷可与相比。故青瓷质量越到后来越下降，产品均粗厚不精。釉色以豆青为主，又因釉层中含有大量气孔，松浮而不莹澈。作为外销商品的大型花瓶、盘、罐等仍继续生产，尚能保持一定的工艺质量。
明代龙泉青瓷，也大量施加纹饰，风格比元代更趋纤琐。在道太附近有一种人物带文字说明的纹饰，如“赵真女”、“蔡伯喈”和“李白攻书卷”、“韩信武之才”之类的民间故事题材，结构千篇一律，人物模糊不清，手法拙劣，艺术风格不高。到了明代晚期，龙泉青瓷多粗制滥造，器形局促瘦长，摇摇欲倒。所谓：“化治以后，质粗色恶”。足见由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明代龙泉窑已每况愈下。到清初，这个久负盛名的浙江民窑，便一蹶不振，从此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