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理斯这本文学史基本上以朝代为序，把中国文学的历史分为八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名之为“封建时期”，即我们所说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头部分论述神话时代、早期中国文化及文字的起源。作为文学作品介绍了“四书”、“五经”，《诗经》是作为“五经”之一。“各体文学作品”中谈了《孙子兵法》、《尔雅》、《荀子》、《孔子家语》、《穆天子传》等。另外专章介绍诗，主要介绍屈原、宋玉，“道家”一章介绍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等。
第二个时期是汉代。开头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用大段文字介绍了李陵、《三字经》、陆文殊，介绍了刘向父子及《三国志》、杨雄、王充、戴昀、枚乘、潘夫人等。专章介绍了司马迁，论述了佛教的传人及其影响。
第三个时期是“小朝廷”，即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介绍了建安七子、陶渊明、鲍照、萧衍、谢道衡、范晔、萧统、沈约等。
第四个时期是唐代，先介绍了中国诗及其韵律，然后介绍王勃、陈子昂、孟浩然、王维等诗人，重点介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司空图，并译他们多首诗。散文重点介绍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运动”。
第五个时期是宋代。首先介绍活字印刷的发明及其影响，重点介绍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三苏和黄庭坚诗文创作，全文翻译了苏轼《前赤壁赋》，介绍了理学从周敦颐、二程到朱熹、邵雍的发展。他没有介绍词，但他谈了唐诗到宋诗衰弱的原因，并且认为宋诗不如唐诗是因为宋人专心于散文。还专章介绍了韵书、百科全书和法医学。
第六个时期是元代。翟氏向西方读者详细介绍了戏剧的起源并下溯到19世纪末，说明中国戏剧的特色，指出中国当时还不知“悲剧”这名称。在小说部分他把中国小说归为四种题材：侵略与阴谋、爱情与通奸、迷信、绿林好汉。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放在一起讨论（其实《西游记》成书年月在明代中叶）。
第七个时期是明代。先介绍各体文学，既有诗人，又有《永乐大典》、《本草纲目》等；小说主要介绍《金瓶梅》、《玉娇梨》、《列国志》、《镜花缘》、《平山冷燕》、《二度梅》等作品；戏剧则介绍了高则诚《琵琶记》；诗文则谈宋廉、方孝儒、谢榛、宗臣等作家。
第八个时期是清代。重点介绍《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译介了“瞳人语”、“崂山道士”、“种梨”、“婴宁”、“凤仙”等故事，花了30余页介绍《红楼梦》，除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小说等寥寥几句评论外，几乎全是故事情节译述。接着介绍了伟大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对文史的贡献，诗人则介绍了顾炎武、蓝鼎元、袁枚、赵翼。
这八个时期体例上大致相同，后面几个时期皆有“小说、戏曲”一章，并且没有忽视民间文学。在体例上翟氏特别注意文学流程的“史”的观念。首先注意了文学媒介工具即文字语言的变迁情况，如汉朝涉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这部字书的产生对文字规范化所起的作用；宋代则讨论了韵书、辞书及文献学发展情况，介绍了活字印刷的发明。其次顾及影响文学发展的其他文化思潮，如佛教的传入，西汉经学的发展。再次，所译介的文学作品往往能根据文学观念的演变情况来进行选择。
除体例上的特点外，翟氏还带着一个西方学者介绍中国文学不可避免的特点，一是翟氏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人立场上来评价和选译中国文学，如对于我们认为不属文学范畴的天文、医学、园艺甚至饮食等方面的著作，他加以大力引介，二是他往往把中国作家、作品与西方作家、作品相类比，如看《红楼梦》想到英伦之斐尔丁的作品，《西游记》令人想起《天路历程》。三是整本书译述文字占了相当大篇幅，有的几乎整个都是译述。比如“聊斋—红楼梦”一章，对《聊斋志异》还有一段谈其辨好坏、劝善惩恶主题的文字，而对于《红楼梦》则几乎全是故事情节译述。实际上这是汉学发展初期的一个普遍特征，也是每个介绍他国文学的作者不可避免的情况。这是因为一般的西方读者不要说读过，甚至可能都没接触过某些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顾评陟高论，恐怕只能是以玄对空，徒劳无益。另一方也是由于汉学发展初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有深度的见解。 综上所述，翟氏这部文学史，总的来说对中国文学的译介还是相当丰富和实事求是的，其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第一次从“史”的意识上整体把握中国文学。这是中国人前所未做的。在序言中翟氏批评中国学者无休止地沉湎于对个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和鉴赏中，而在中国文学的总体历史研究上几千年却止步不前。
二是翟氏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出发，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文学体裁。他把中国传统上视为“野史稗闻”，“街谈巷语”的小说、戏剧、民间文学搬到了文学的正堂大殿。他介绍了道学家、“正人君子”不耻为谈的《金瓶梅》，对“怪力乱神”的《聊斋志异》大加介绍。
三是在文学史的写作体例上开了先河。翟氏以朝代为经，以文体为纬，辅以专章作家、作品介绍，先总后分，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体例的基形。
四是翟氏注意到了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专章介绍了佛教传入及其影响。这正是其超出他同时代文学史之处。
五是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的概貌，使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从一鳞半爪的印象到系统的了解，尽管这个概貌并不很全面。同时，本书译介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文笔流畅，准确易晓，是一本优秀的中国文学读本，也是19世纪欧洲汉学水平和译介成就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