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学比起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齐梁诸时期来，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发皇时期。自建安以来在文学形式上极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唐朝达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大发展。东晋以来对骈文处于劣势地位的散文运动，唐朝也达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为发展。近体诗（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学的主要文体，由此破坏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干文体，影响后代文学至为巨大。刘勰《文心雕龙》说，六朝以前各种文体无不溯源于六经。照这样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唐文学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它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唐朝政治的兴衰，可分为三个阶段，文学的兴衰，大体上与政治互相影响，也可分三个阶段。唐前期政治是兴盛的，文学却在酝酿状态中，为后来的兴盛准备着条件。唐中期政治衰颓，文学却极为兴盛，唐后期政治由衰颓以至于灭亡，文学则由兴盛转向衰颓。不过，在一般衰颓中，也还有例外，如新兴的词（诗余），是统治阶级精神界极度腐朽濒临死亡时候的产物，但对这种文体的本身说来，在唐末五代却是方兴未艾的盛世。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沿袭南朝文风。自东晋南渡，北方继续为落后民族所占据，它们依靠兵力，统治汉族，在政治文化方面，北方人包括落后族的统治者，一致承认南朝是华夏正统所在。隋统一后，南朝浮丽的文风风靡北方，隋文帝用政治力量扶助质朴的北方文风来对抗南朝文风，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据实直书）。尽管朝廷的要求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挽回已成的风气。隋炀帝步梁陈后尘，提倡华艳，南方文风统一了南北文苑。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程式，隋文帝时，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主张依据儒家经典为文，与苏绰所见略同。这种模拟经典的拙劣文辞，即所谓北方文风，当然不能抵制南方文风，不过其中也还有合理的部分，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就是救弊的重要方针。唐初，也有人主张，去短取长，融合南北文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征此论代表南北融合的自然趋势，盛唐时期这个趋势才达到了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二）唐前期文学主要是沿袭南朝，但逐渐自创新境，中期以后，新境大辟，文学成就远超南朝，唐前期封建经济趋于繁荣，士人生活也就有适当的保障，再加朝廷以进士科取士，利禄所在，士人无不致力于文学。声津对偶化的文学，首先要士人读大量的书籍，韩愈诗“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所谓缀语言，就是熟读群书，博记故事，储备对偶的资料。《文心雕龙》《丽辞》、《事类》两篇，“字论文章中对偶的重要。《丽辞篇》说，“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音chěnchuō跳跃）而行也”。《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做诗文没有先积累足够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诗文，在印刷术未曾通行的时候，要熟读大量书籍，非国家长期安宁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个长期安宁的时期，有些士人博见强记，使用事类表现惊人的丰富。同时，类书的编辑，唐朝最为发达，传世的大部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初学记》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艺文类聚》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书分四十八类，类中又分门目，每事每物，注明出处。《北堂书钞》唐初虞世南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