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