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巨匠，旷代的大师。他渊深的思想、巨大的智慧、光辉的人格和独创的文体，不仅滋养着一代中国人，同时也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而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面旗帜。鲁迅的思想博大渊深，其文出神入化。
我喜欢他，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在于他独特的语言特色：
一、善于运用对比变化的色彩语言
（一）景物对比的色彩语言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幅图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里，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这是一幅“寒江荒村归客图”，鲁迅在小说《故乡》就开篇展示给读者，作者用阴晦的天气、呜呜的冷风、苍黄的天空、萧索的荒村，勾画了冬日江南农村死气沉沉的气象，立即给读者一种阴晦寂寞、萧条凄凉的感觉，这是作者阴沉心境、悲凉情绪的反映，使整篇小说带有阴郁的气氛。这正是人们所说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故乡》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农村经济的破产，广大农民更加贫困的现实。作品中这幅荒村景象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蹂躏下日趋破产的旧中国农村的缩影，从中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作为爱国的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当时农村的衰败，故乡不能不感到痛心之极。正是这种凄凉的客观色彩和悲痛的主观色彩的融合，把读者一下子带入“寒江荒村”图中去。现实的故乡如此，这不能不激起鲁迅对理想中儿时的故乡的怀念：“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这是一幅闪烁着灿烂光彩的图画，是一幅“神异的图画”。背景是天空圆月，沙地瓜田，“深蓝”、“金黄”、“碧绿”等颜色加以渲染；美丽多彩的自然风景，闪烁着银色光芒的项圈，小英雄佩带着它，手握钢叉，勇敢地向猹刺去……一个多么迷人的童话世界！色彩如此明朗、纯净，色彩的运用寄托着作者对儿时伙伴闰土的真挚情谊，对童年生活的深深眷恋，这和现实的黑暗产生鲜明的对比。
正因为憎恶黑暗憧憬着美好，所以鲁迅在作品中时时有意“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
（二）人物形象对比的色彩语言
鲁迅运用多姿多彩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对比鲜明的场景。同样也善用此来描绘人物形象，特别是用神态的变化塑造人物的灵魂，显示人物的精神状态和个性特征，表现主题或表达感情。
故乡已非昨日的故乡，闰土也非昔日的闰土。那“紫色圆脸已变成灰黄。而且又加了很深的皱纹”；那“红活圆实的手已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头戴破毡帽，身穿薄棉衣，在寒风中瑟索着。天真烂漫的闰土已被横暴的社会压力变得木讷阴郁?作者通过色彩的对比，深刻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势力、封建制度从肉体以及精神上对农民的残暴压迫和摧残，表达对闰土、对农民的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
二、善于运用具有个性化语言
人物语言是作家最喜欢使用的手段，而人物语言恰好是对人物性格的最好的刻画材料，所以作家会用最多的时间在人物语言推敲，使用最精简的语言，刻画最生动的人物形象。鲁迅是最善于通过人物个性化语言塑造典型形象的作家。他的作品，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语言都极富个性化的。
例如在《孔乙己》一文中，主人公孔乙已所说的话并不多，然而几乎句句都是个性化、性格化语言。
例如：（文中第一次出场）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 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给孩子们茴香豆吃时）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这些可笑的人物语言，是孔乙已所特有的语言，它准确、深刻、生动而有分寸地突出了孔乙己的性格。从“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一句中，我们看到了孔乙已那迂腐的性格。在他看来，像偷窃这样的丑事，一旦和读书人发生联系，就是一件光彩的事，不能和一般的偷窃相提并论。就算是偷东西被人打断了腿，还要辩解说是“跌断、跌、跌……”死要“读书人”的面子。这些言语，把孔乙已心灵深处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封建传统观念充分地揭示了出来，这种观念是与他长期接受封建科举制度教育毒害的身份相称的；从他主动教酒店小伙计“回”字四种写法上，又自然地流露了他故弄玄虚、标榜自己的迂腐思想；从他跟小孩子交谈中，我们又看到他在孤苦无靠中的寂寞和他心地的单纯、善良的一面。孔乙已这些个性化的语言，进一步揭示了人物的性格。
总之，鲁迅笔下的人物的性格特征个个都是非常鲜明的，有时只需寥寥几笔，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例如《社戏》中的双喜、六一公公等人物，而这些更多是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塑造的。
鲁迅打过很有意思的比方，说“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鲁迅《致李桦》）。鲁迅就是一个出色的“木匠”。鲁迅作品生动形象的语言，这是从鲁迅灵魂深处流出来的，是鲁迅感情思想的结晶，思想的升华。
另一方面在于他的思想：
鲁迅无疑是一个思想上的超前者，也是一个思想深层怀有巨大痛苦的灵魂。纵观鲁迅一生，以同时期的社会思潮为参照物，可以看到他对现实中的思潮几乎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也正是每一个真正独立的思考者（而非具备超凡个人魅力的"卡里斯玛"）所必需的先决条件。鲁迅个人与时代主潮之间，象两条彼此深有关联，但交叉处也不多的曲线。
鲁迅永远在两个命题之间撕扯自己的灵魂。作为弱国的子民，他首先希望自己国家的强盛。幼年家道中落给他留下极深的阴影，使他也一直采用这种视角去看国与国的关系。这种视角本身并无所谓对错，而且，那时主动采用这种视角来看待国际世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倾向。所以，鲁迅的这个倾向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始终缠绕心头，挥之不去的一种心理。因此，所有的"拿来主义"也好，"师夷长技"也好，无不打上深刻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烙印。但鲁迅不同他人之处，就在于除此之外，他同样关心的那种超越功利层面的价值。
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谁也无法否认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经典意义。
从20年代起，人们在被鲁迅思想的犀利与深邃所震撼的同时，就一直在思索鲁迅的思想本质与根本价值在哪里，另一方面，也总是有人试图以形形色色的名目削弱或抹杀鲁迅的价值。张梦阳通过对鲁迅学史的发掘、爬梳与分析，提出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所说，“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这样看来，在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历史中，一直伴随着智者对本民族精神的反思；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李贽、黄宗羲等人的异端反思，对于长期笼罩在儒家氛围中的民族精神不啻于一针清醒剂，但比起根深蒂固的传统来说，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鸦片战争以来，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之后，急于拯救民族危机的先驱者才把精神革命提到重要位置上来，发动了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鲁迅，对中国人的精神做出了怎样的反思呢？
“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鲁迅就是这种本民族最高境界的精神反思者，是专门致力于民族精神反思的伟大思想家。鲁迅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是他留给中华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最大一笔精神财富，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精神解放。而鲁迅学的精要之处，就是对鲁迅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进行再反思，借以推动精神解放。
鲁迅学的突进和迂回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一旦为单一化的图式思维与扼杀个性的规定思维所囿，在研究者与鲁迅之间就会形成“隔膜”，不但无法得出正确的理性认识，连凭直觉思维感悟到的真实都不敢确认。
中国鲁迅学的发展历史，几乎是与20世纪中国的精神解放同步进行的。精神解放时，鲁迅思想就得到发展；精神禁锢时，鲁迅学就受到阻碍。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除了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因素之外，鲁迅本身话语系统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报告坏消息的“恶鸟”的本性，也使得对鲁迅的反思进行再反思并非易事。但只要解放思想，发挥学术个性，变惟圣思维为惟实思维，变趋同思维为求异思维，变单一思维为系统思维，变静态思维为动态思维，变二维性结构为三维性结构的开放思维，就能够在历史的时空中真正贴近鲁迅，排除神化、俗化、功利化以及儒家反弹等种种干扰和谬象，准确地把握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