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是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写于1926年2月至11月间，凡10篇。前5篇写于北京，开始时他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正继续与《现代评论》派文人进行论战，接着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更因其谴责段棋瑞政府的暴行而受到通缉，生活极不安定；后5篇写于厦门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其时，他“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因为写作心境不同，文章的情调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北京时，因正处于鏖战之中，故即使写作回忆散文，亦多杂文笔调，有些篇幅且有论战语气；而到厦门之后，被供在图书馆楼上，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在这寂静中，往事浮上心头，他接连写了5篇回忆散文，其间杂文笔调少了，讽刺更多地隐含在平静的叙述之中。这10篇散文，曾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在《莽原》杂志上。到了1927年广州四一五政变之后，鲁迅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在白色恐怖中，住在白云楼寓所，整理旧稿。他在编定散文诗集《野草》之后，又将这10篇回忆散文汇拢，加写了《小引》和《后记》，编成一集，改了一个更好听的名称：《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与一般的自传或回忆录的写法不同，它不是个人生活的编年史，而只是从生活回忆中选取若干有意义的片段，写成一组既各自独立又具有连续性的系列散文。鲁迅的生活阅历相当丰富，即使在本书所反映的青少年时代，可写之事也很多，但他只从中选取了10个题目，这与他一贯主张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谨严的写作态度有关。这10篇散文，每篇都有很深的思想意义和很高的艺术水平，在回忆散文中，属上乘之作。
鲁迅写作《朝花夕拾》时，五四运动早已退潮，但是鲁迅却仍旧锲而不舍地坚持五四精神，提倡人的解放。儿童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及精感录》25、49、63等文章，对儿童解放问题加以深入地探讨，《朝花夕拾》既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回忆儿时生活的，这个问题必然成为重要内容。书中所写儿童读物的匮乏、儿童教育的悖情，都与此有关。《二十四孝图》一文开头，作者以极其急切的口气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原因也就在于，自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提倡白话文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鲁迅把这些人比做蒸吃小儿的麻叔谋，甚至认为他们的为害远甚于麻叔谋，“因为麻叔谋的吃小孩究竟也还有限，而“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鲁迅回忆他小时候与他的小同学们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多么想要看看那种有图有说的书啊，但是，凡是有图的书都被老师禁止。他所得到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他一人所独有，使他高兴极了。但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这是一本孝子教科书，里面所说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多有暌情违理之处。幼年鲁迅觉得，其中有些自然也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桔”也并不难，而“哭竹生笋”就可疑，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而最使他反感的，则是“老莱娱亲”和“郭巨理儿”。前者写一个70岁的老头，为了娘亲，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堂上，诈跌仆地，作婴儿啼。这一个“诈”字，就违背了儿童纯真的心理。而后者却说郭巨家贫，为了养亲，要将儿子埋掉，更是残忍之至。鲁迅批评这本孝子教科书道：“正如将‘肉麻当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他就以儿童的纯真心理，揭穿了封建孝道的虚伪性和残酷性。而这种儿童心理，却是封建社会的家长和教师们所不能体察的。《五猖会》写父亲在他兴高采烈地将要上船去看赛会之前，却要他上新课，背新书，“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虽然终于背出来了，大家都为他高兴，工人将他高高地抱起，仿佛祝贺他成功一般，快步走在前头，但是，他说：“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而且在文未还写着：“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可见家长与儿童在心理上是隔膜之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写出了塾书生活的乏味和压抑，那时候，老师只让学生终日读书、习字、对课，连发问也不允许。这怎么能满足儿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怎么能适应儿童活泼的天性呢？他们自然只好趁先生不注意时，溜到后园去玩，或在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画画或做游戏。——鲁迅正是以自己切身的感受，写出了旧时儿童教育的不合理性，以唤起人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