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秋,苏轼优游此山,写下了著名的《放鹤亭记》。 《放鹤亭记》在宋代的亭台楼记中是别致的、独具一格的。它既不同于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借“楼之大观”以说理;也不同于王禹僻《黄冈竹楼记》的借“楼之幽阅”以言情;又有别于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极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苏轼写《放鹤亭记》的着眼点不在“亭”,也不在“鹤”,而在赞颂它们高雅的主人。 在苏轼的笔下,“放鹤亭”的主人—张山人是一个深居山壑、远避尘埃的“隐德之士”。首先,作者借“鹤”的轶尘、“酒”的养性,盛赞了张山人的“隐居之乐”。既表现了张山人驯养山鹤,“押而玩之”的闲情逸趣;又表现了张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的悠然自得。一“酒”一“鹤”,貌似游离,实则都是隐士所好。魏晋以来,尽管人们无法彻底超脱现实,但退离官场,浪迹山林,与松鹤为伍、纵酒豪歌,一直被士大夫们视为高雅绝伦的举动。苏轼便是以极其欣赏的态度摹写了张山人这种隐居生活的无穷乐趣。而这种忘怀世事的生活,颇似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而《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作者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的著名散文家和诗人，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自然景物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游赏宴饮的乐趣。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这是使欧阳修感到无比快慰的。但是当时整个的北宋王朝却是政治昏暗，奸邪当道，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积弊不能消除，衰亡的景象日益增长，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这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心情，悲伤又有一份欢喜。这两方面是糅合一起、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