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是清代杰出小说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蒲松龄青少年时期就很有名，深为施闰章、王士棻所推崇。但屡应省试皆落第，71岁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在宝应做幕客外，毕生为家乡塾师。生活贫困，同情人民疾苦。蒲松龄工诗文，善作俚曲。曾用20多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又有《聊斋文集》、《诗集》和为农民编写的通俗读物等多种。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代表了我国文言小说的艺术高峰，对我国清初以来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袁枚的《新齐谐》、沈起凤的《谐铎》等一批文言小说，都是仿效的作品。
蒲松龄由于天资聪明，他的青少年时期就以文知名于世。他在从父读书的少年时期，就能对经史诗文过目成诵，一点即通。19岁时他参加了淄川县、济南府、山东学道的三级科考，结果连取三个第一，这一下子在山东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当时的主考官施闰章，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时有“南施北宋”（宋琬）之誉。施闰章“爱才如命”，因此，非常赏识蒲松龄，称赞他的文章是“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由此可见，蒲松龄的文章多么有文学功底。
连取三个第一，成了秀才，受到殊誉，这应该说是蒲松龄的才华锋芒毕露的时候，也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可是，命途乖舛，直到他72岁最后一次参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考中举人。他曾经写过一首词感叹自己的遭遇，他觉得自己满腹才学，就像春秋时期为献玉而被砍去双脚的卞和一样，不能有施展的机会。而阻碍他的正是腐朽的科举制度。他别无出路，只好在凄凉的荒斋里著书。
然而，也正是在这穷愁潦倒之中，他以毕生的生命和精力，完成了《聊斋志异》这部不朽的传世之作。也许这就是历史赋予我国古代文学家和状元、举人的不同使命。
蒲松龄因屡试不第，深知青云无路，又加上家庭里妯娌不和，因此分家，自谋生路。他的谋生之术，就是教书。这其间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做幕宾，一是30年任教于毕家。
蒲松龄父亲去世了，他和兄弟们分家了，为了维持生计，他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后来应同乡好友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去做了一年幕客，为其代写书札、公文、告词等。这是蒲松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离乡远游。宝应地处淮河流域，他得以游历了许多地方，不但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而且还使他得以亲自目睹了官场中的黑暗，对腐败吏治和豪门生活都有了切身的体验。
在宝应期间，蒲松龄还寄情于江淮山水景色，写了一些优美清新、颇具神韵的诗篇。
但是，在外谋身也非长久之计。在宝应呆了一年，他就辞幕回乡。从此，为家计所迫，蒲松龄开始在西铺毕际有家30年的坐馆生涯。毕际有是顺治3年（1645年）拔贡入监，后升至江南通州知州。康熙2年（1663），因解漕粮积年挂欠而被罢官，归田后过着退隐清闲的生活。毕际有在西铺有一宅园，名石隐园，园中花木繁盛，景色优美。蒲松龄到了盛夏便移居此园。他所教的学生是毕际有的八个孙子，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和制艺文。在这里他过着比较安定的读书、教书和写作生活。
毕家不仅有石隐园一类的花园，而且还有藏书万卷的万卷楼。石隐园的所见所闻，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万卷楼的藏书，使他有机会读到许多善本、珍本，从而大开眼界。这些为他创作《聊斋志异》提供了方便和条件。如《聊斋志异》中，经常提及毕刺史家（指毕际有通州知州职衔而言），并保留了部分由毕刺史家主仆提供素材的作品。如《祝翁》一篇，就是由毕家佣人讲述的。《五羖大夫》、《鸲鹆》两篇，篇末明白写着是由毕载绩先生记述的。
毕际有去世以后，蒲松龄和他的儿子毕盛矩还保持着笃厚的感情。他在毕家坐馆有30年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岁月，用去了蒲松龄一生中近一半的时间。直到他71岁时才结束了他数十年的教书生活，撤帐回家。自此，开始了他的晚年家居生活。
不久，他的夫人因病去世，这对伉俪情深的蒲松龄，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从此他郁郁寡欢，很少露出笑脸。
蒲松龄的夫人是一个贤内助。据说，蒲松龄从小身体就瘦弱多病，长大成人以后，体质仍很差。加上家境贫困，于是他专心攻读，期望早些博得功名，找条出路。谁知乡试，数次名落孙山。在他求婚时，常遭外人笑话。不过他还算幸运，娶了一位贤淑的妻子，帮他料理家务，为他分忧，使他有时间去写书，在文学上取得成就。
蒲松龄的妻子刘氏，温厚朴实，待人谦和，深受翁姑怜爱。他的大嫂韩氏，阴险狡诈，因此妯娌之间不和，常常吵闹。后来分家了，分给他的是薄田破屋，生活十分困难，而蒲松龄又不会治产理家。因此，清苦贫寒的家庭生活，全靠刘氏的勤恳纺织和节衣缩食地俭省维持，并含辛茹苦地将4个儿子拉扯成人。
蒲松龄在外坐馆，每到除夕一定会赶回家来，虽然没有多少好吃的，可是，一家人团团围坐，笑语喧哗，气氛热烈。他对这种天伦之乐，心里十分满足。
有时候，蒲松龄因为高兴，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家酿的黄米酒，大有飘然若仙的感觉。畅酣之时，对老伴吟上即兴之作。
时间易逝，转眼间蒲松龄已是50开外的人了。即使如此，蒲松龄还是不忘功名。刘氏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你再不要想功名了，如果你命中注定有功名，现在早已入阁拜相了。山林中自有山林之乐，何必一定要为功名所累呢？”
蒲松龄听到妻子这样善解人意的话，心中释然，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再看儿孙已入学读书了，光耀门第还是有希望的，因此常常流露出一些得意之情。有一天，蒲松龄得意忘形地对妻子说：“端庄的人不想做贵夫人吗？”刘氏听后，答道：“我没有什么特长。现有了4个儿子1个孙子，都能继承读书事业，不会再挨饿受冻，上天的赏赐不能说不丰厚。所谓知足常乐，我们为什么不长久的保持这种快乐，而要庸人自扰呢？”
生活的贫困和科举不中对蒲松龄的打击太大了，把他都压得弯不过腰来，迫使蒲松龄于设帐教读之暇，将悲愤感慨寄托在笔端，着力创作《聊斋志异》。他20岁左右动笔，40岁成书。传说他在村子上教私塾时，为了采集故事，他每天清晨和妻子携带着一个口小腹大的磁罂，盛着苦茶，还带上一把烟叶来到村口的路旁坐下来，免费招待过往的行人。那些过往行人大多是小贩、脚夫和游荡四方的文人。他们走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的时候，喝点茶，抽袋烟，再坐下聊一会儿，真觉得舒服极了。
蒲松龄穿着破旧的衣衫，笑容可掬地坐在那里看着大家。当有人过去道谢的时候，他就请求那人把在家乡和旅途听到的故事和见到的新鲜事讲给他听。那些行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讲出来的故事当然很新奇。蒲松龄把事先准备好的笔墨纸砚拿出来，一边听，一边记。这样。日积月累，他搜集了许多有趣的故事。经过20多个寒暑，《聊斋志异》才完篇。
《聊斋志异》***有490余篇。“聊斋”是作者书斋的名字。小说里大部分作品是狐鬼神怪的故事，所以叫做“志异”。由于当时思想控制极严，作者对黑暗现实不能公开揭露，只有借助于神仙鬼狐的故事，曲折地进行揭露和嘲讽，并抒发自己心中的孤愤不平。因此，《聊斋志异》虽为志怪传奇体小说，但在真实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大大地超出了它以前和同时代一切同类作品，如六朝志怪小说。虽然在鞭挞统治阶级的凶残，反映劳动人民的愿望和疾苦，以及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但《聊斋志异》触及这方面内容的作品，不仅数量更多，内容更集中，而且反映和揭露的程度也更深刻。如同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凶残，其篇幅比之《搜神记》、《述异记》、《齐谐记》等所有六朝志怪小说的总和还多，其中如著名的《促织》、《席方平》、《梦狼》、《梅女》、《公孙夏》、《潞令》、《崔猛》、《商三官》、《红玉》、《石清虚》、《向杲》等篇，都要比六朝志怪中的同类作品写得入木三分。如《促织》，叙述成名因官府逼迫缴纳促织，而导致家破人亡，后其子魂灵幻化为促织，又得官致富的变化过程。
作品通过这样一个典型事例，揭露了官贪吏虐的社会现实，并把矛头直指皇帝。为了皇帝的一个玩物，害得百姓倾家荡产。明宣宗朱瞻基最喜欢斗促织，据吕毖《明朝小史》，说“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并记载当时就曾发生类似事件。当然，《促织》不是纪实，而是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写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说。还有《席方平》，写席廉得罪羊某。羊某先死，贿嘱冥吏使席廉而死。席廉子席方平赴地下代父伸冤，城隍、郡司、冥王受贿后对席方平施用种种酷刑，真实描摹了封建官府的贿赂公行和对人民的残害。
《聊斋志异》除了上述暴露封建政治的黑暗、谴责贪官暴吏压迫人民的罪行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以及科举制度对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毒害。如《司文郎》、《于去恶》、《叶生》、《贾奉雉》、《王子安》等，作品爱憎分明，生活气息浓，思想与艺术成就也较高。
《司文郎》写一盲和尚，在把文章烧成灰烬以后，能用鼻子嗅出文章的好坏，嘲讽了考官有目无珠。《王子安》嘲讽了醉心于科举功名利禄之辈。作品写王子安在考试之后，醉梦中被狐戏弄，以为自己高中了，便炫耀乡里，辱骂长班，露出种种丑态。作品生动而形象地描绘出一个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后急切等待结果时的种种变异的心理情态。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还表现在反对封建婚姻、封建礼教的束缚方面。描写男女爱情和婚姻生活，是全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也是《聊斋志异》中占篇幅最多的内容。如《婴宁》、《白秋练》、《香玉》、《阿宝》、《王桂庵》、《连城》等。
《婴宁》塑造了一个不受封建礼教约束、纯洁无邪的少女婴宁的形象：美丽、天真、娇憨、多情，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白秋练》写商人慕蟾宫与白秋练相爱，因吟诵诗词而相思成疾，又互相吟诵诗词医病，知己相爱，结为夫妻。《香玉》写黄生在劳山下清宫爱上白牡丹花仙香玉，与耐冬花绛雪结为好友，不幸香玉被人移去，黄生的痴情又感动花神使香玉复生。黄生死后，竟寄魂为花，茁生于香玉、绛雪身旁。《连城》写连城和乔生反对封建势力对爱情婚姻的干预，歌颂他们互为知己的执著爱情。
《聊斋志异》不但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鲁迅曾这样评价：《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文多简洁，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聊斋志异》中的作品主人公大部分是花妖鬼狐，作者以其丰富的幻想把这些幽冥幻域世界的非现实事物，组织到现实生活中来。作品中种种奇幻莫测的矛盾冲突，乃是无数现实矛盾的反映。如《梦狼》，写自翁梦中到长子甲的衙署，看到门口一巨狼当道，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益惧”。甲唤侍者准备菜，“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战惕而起，曰：‘此胡为者？’甲曰：‘聊充庖厨。’”后来金甲猛士“出黑索索甲。甲扑地化为虎，牙齿祏祏”。这一切看起来全是梦幻，现实生活中没有。实际上这些正是社会现实的写照。正如作者在最后的议论所说的“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使“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的！这些作品正是抒发了作者心中的孤愤不平，寄托他个人的理想。
此外，蒲松龄还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传统，形成了一种既典雅而又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从而突破了古文语言平正板重的格局，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擅长创造文学语言的卓越大师，他所创造的大量生动、优美的文学语汇，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语言艺术的宝库。
蒲松龄一辈子没当上官，这反倒成全了他。他坚持不懈地写作，到七十六岁（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病死的时候，留下了丰富的著述。除《聊斋志异》之外，还有一千多首诗、一百多首词、四百篇散文以及“俚曲”（俗曲）、剧本、长篇小说和通俗日用读本多种。这些作品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将永远受到世界人民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