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儿院走出的茹志鹃对母爱有一份特殊的理解，多少年后，当她成为中国杰出作家的时候，人们发现她的作品流淌出来的柔美情绪其实都可以用母爱来诠释。
茹志鹃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当她来到世界上时，家庭已经走向前所未有的衰败。3岁时，母亲因患白喉去世，接着父亲又抛下家眷不辞而别，幼小的茹志鹃只好跟着祖母奔走于沪杭两地，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在杭州，她跟着祖母糊火柴盒、磨锡箔；在上海她跟着祖母到别人家里翻丝棉、做女佣，或坐在破旧的灶披间里钉钮扣、缝贴边。茹志鹃童年的遭遇使她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炎凉，对父爱母爱的强烈呼唤冲击着她的心。
1936年11岁的茹志鹃随祖母和四哥住在上海普志小学，她就近水楼台在这个小学读了二年级。然而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上海情形危急，祖母又带着茹志鹃和四哥回到杭州，在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一间房子住下来。不久祖母一病不起，丢下未成年的孙儿、孙女离开了人世。茹志鹃失去了世界上惟一的亲情。
失去祖母的茹志鹃和四哥先是由三哥接济，然后又被迫来到上海自谋生路。四哥进了一家钟表厂做学徒，茹志鹃则进了愚园路上的以内马利孤儿院。这是一所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机构，只收女孩。每日三餐粥，半天做工，半天读书，晚上便没完没了的祷告。茹志鹃对这种囚徒式的生活忍无可忍。为了逃出虎口，她以“死”要挟院方放她出去，最后三哥赔偿妹妹在院里生活数月的膳宿费，领走了妹妹。
茹志鹃怀着一颗忧伤而又迷茫的心在上海街头彷徨，后来才在三哥的支持下入了一所妇女补习学校，后来同学又介绍她入了一所由美国女信徒在中国开办的圣经学校。茹志鹃的文化基础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
一年后，茹志鹃兄妹二人作为沦陷区学生免费插入天目山武康中学三年级。在武康中学读书时，她涉猎了不少现代文学作品，特别倾慕女作家庐隐及其作品，自己悲苦的身世和作品中凄惋感伤的调子有着强烈的***鸣。她在庐隐作品中找到了那一直荡漾在内心的女性的温柔和母爱的细腻。这股激荡于胸的情愫弥漫到她后来的作品中，也强化了后来她作为母亲的角色。她1958年发表的代表作《百合花》是典型的抒情心理风格的小说，以空灵精致的笔触展示军民间的诗情和厚意，柔美、纤细，洋溢着深沉的女性气质，后来的《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剪辑错了的故事》、《儿女情》、《一支古老的歌》无不蕴含着像百合花一样迷离的女性的温存和冷俏。茹志鹃从武康中学毕业时，在上海一家私立小学任教。1943年她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结束了无家可归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初，茹志鹃与剧作家王啸平结为伉俪，育有二女一子。多少年渴望和积淀的母亲的激情终于得到释放。做了母亲的茹志鹃是兴奋和骄傲的。她认为母爱是神圣的，但并不深奥，如果归结为四个字，那就是“朴素”和“无私”。
茹志鹃和她的二女儿王安忆被称为中国文坛柔美的母女花。外界注意到了王安忆的成长与她母亲茹志鹃之间的神秘链。人们甚至设想茹志鹃如何手把手引导女儿走向辉煌的作家之路。但茹志鹃却声言王安忆的文学之路是她个人的选择。王安忆也坦承她成为作家与她母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母亲对她最大的影响是母亲的形象或角色而不是写作本身。王安忆1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其实当初母亲茹志鹃并不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作家，她倒曾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做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王安忆上小学之后，茹志鹃特别关心她的算术，经常检查她的数学作业本。茹志鹃还买过一架旧手风琴，让两个女儿安诺、安忆安安稳稳地在家里学拉手风琴，免得在外面惹出麻烦来。也请过家庭教师，教女儿学英语。可王安忆却对文学情有独钟。小学二年级时第一次看图作文，别的小朋友三言两语就写完了，可王安忆一下子就用去了半个作文本。从此，她就有了专门的作文本，把自己想说的全记在那厚厚的本子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茹志鹃和丈夫去了“五七干校”，大女儿安诺去安徽当了插队知青。1969年初中毕业的王安忆也来到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王安忆住在一个农民家中，与主人家的五个儿女同住一屋。在这样穷乡僻壤的农村里劳动，举目无亲，刚入社会的王安忆思想波动很大。母亲写信教导她如何面对生活，如何与命运抗争。
那时一天劳动下来工分刚够寄一封信。她平时在日记里写自己，在给母亲的信里除了写自己的思想、劳动外，着重写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她在信中描写所在的村庄，周围的农民和男男女女的生活，写得很认真，很细致。她把日记和信当作小说来写，她在描写生活的同时认识了生活。王安忆也是从写给妈妈的信和日记里，无拘无束地、不知不觉开始了她创作前的练笔阶段。写作是女儿的选择，茹志鹃尊重她的选择。但她对女儿说，要当作家就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
王安忆创作的初期，茹志鹃还看过她写的初稿，尖锐地提过意见。王安忆去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曾把她写的《幻影》寄给母亲看。母亲看了以后，就给父亲看，当母亲写回信时，详尽地提了意见。后来茹志鹃就拒绝对女儿的作品提意见了。她觉得作家不是靠改稿改出来的，要想做一名优秀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探索。
女儿一开始不理解母亲对她的“冷淡”，后来才体味到母亲的良苦用心。这使得王安忆在创作上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从文坛脱颖而出。1976年，王安忆的散文处女作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接着创作了取材于农村生活的《尾声》、《这个鬼团》、《小院琐记》等小说。1978年王安忆调上海《儿童时代》任编辑，1980年小说《雨，沙沙沙》在全国引起反响。
王安忆的笔下多是平凡的小人物，或凄迷执着，或倔强刚毅，但都饱满可爱、栩栩如生，无不贯穿了王安忆心中的人性美和理解美。她的小说《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在文坛上引发的震动，不仅是艺术的，也是人性的。评论家认为，也许是源于某种血脉相承的东西，也许是女性作家的***通，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思想底蕴，但作品中透出的清新、柔美和正义感同样精彩。
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茹志鹃经过苦难的童年，经过战争的洗礼，对人世间的爱怀着一种无比虔诚的态度。王安忆从母亲那里体味到一种母爱般的人间之情。有一次，女作家陆星儿生了病，王安忆马上从浦西赶去浦东，帮助办理各种杂事，料理她的生活。
1999年，在云南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办了一个依靠社会助学的小学四年级班。收读的都是家境困难的女孩子。王安忆听到了这个消息，就与其中一位女孩子结“对子”，每年资助她上学的费用。像她母亲一样，她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一颗朴素而执着的爱心。生活上的王安忆浸润在自己的读写领地里，像一个农人一样，辛勤从事着自然诚实有所期待的劳动，朴素、安静，不制造话题和事件，更不炒作自己。理解和继承了母亲所有朴素的美德。
有人说，作为母亲，茹志鹃最大的骄傲就是二女儿王安忆的功成名就，但茹志鹃却认为，作为母亲，她只教会了孩子如何面对生活。如何面对生活，如何深刻理解人生的意义，是茹志鹃赋予儿女们的智慧。她的大女儿王安诺在安徽农村饱受锻炼，凭着顽强的毅力度过了人生最困难的日子，后来成为了一位出色的语文教师和文学编辑。她的儿子王安桅原来也只是一个售票员，但通过勤学苦练成长为电影剧本的编辑，完成编辑电影剧本上下集《走出地平线》、《无品文官浪漫曲》。其中《走出地平线》电影荣获1993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