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七年二月间，裴多菲接到阿兰尼·雅诺什（1817—1882年）的长诗《多尔第》的手稿，读后大为赞赏。裴多菲认为这首长诗是匈牙利文坛上的最大的成就之一。裴多菲读完《多尔第》手稿，立即给阿兰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致阿兰尼·雅诺什》一诗。这首诗和附上的信件，不仅是裴多菲和阿兰尼的友谊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匈牙利文坛上讨论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良好开端。从他们通信讨论人民诗歌开始，到裴多菲于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瑟什堡一带反沙皇战役中阵亡为止，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来往书信***六十二封。信中谈到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问题，商讨***同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关于裴多菲在战争年代出征、结婚、生子等等，说明两大诗人的友谊的深厚。
《多尔第》的创作成功，不仅给阿兰尼带来了声望，而更重要的是给他带来了裴多菲的友谊。裴多菲最早发现阿兰尼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他们的政治信仰相同，有着一致的文学创作原则，两大诗人互相起着有益的影响。他们那种积极向上、拯救祖国于危难的心情十分相近。他们来往的书信，除了讨论文艺问题之外，特别是在爱国战争爆发后，裴多菲奔赴战场的赠诗和通信，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更可见两大诗人之间的友谊深厚。
裴多菲对于创作人民诗歌的论述，是他给阿兰尼书信中的精华。我们可
以从中看到裴多菲的那种锐利的眼光。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裴多菲在写给阿兰尼的信中，阐明了他的诗歌理论：
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我们都赞成这样的意见：应该使它成为统治力量。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这正是本世纪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每一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的目标，这样的人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眼看儿千个人过舒服的日子和享福作乐，而千百万人民却在受苦受难。让人民上天堂，让贵族下地狱！
一八四七年二月间最初的几封通信中，裴多菲提出了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理论；从创作方法、诗歌内容，直到诗的形式，都得到了阿兰尼的赞同。裴多菲主张在作品中歌颂劳动人民，绝不要歌颂国王，即使起过进步作用的国王也不要歌颂。他说，“要晓得，无论是黑狗还是白狗，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狗。”
裴多菲主张在作品中要歌颂农民起义领袖，发扬罗马奴隶主长期统治下的斯巴达克思的反抗精神。所以在裴多菲后期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反抗旧世界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这同他的创作理论是分不开的。他的指导思想，就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激励人民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斗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裴多菲陆续写下了《为了人民》（1847年）、《拉科治》（1848年）、《刑扬》（1848年）以及长诗《使徒》（1848年），他高度颂扬主人公锡尔维斯特的反抗精神。
从一八四七年起，裴多菲的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在诗歌创作上更趋于定型。关于“诗的美”的问题，裴多菲也有他精辟的见解。他于一八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给阿兰尼的信中说：“我是一个为了‘真’连‘美’也可以牺牲的人。只要是‘真实’的，也就一定是‘自然’的，是好的，而且我也认为必然是‘美’的！这就是我的美学观”裴多菲不仅把他的美学观点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而且从理论上证明文学的人民性的重要。他在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给阿兰尼的信中说：“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他又继续阐述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指出：“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可见裴多菲的先进思想。
裴多菲和阿兰尼开始只是通信，很长时间未能见面。一八四七年六月七日，裴多菲来到阿兰尼的故乡索伦塔，两大诗人初次会晤。他们的相会，成为匈牙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裴多菲在给盖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急忙来到索伦塔，而又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呢？因为在索伦塔住着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我的朋友，《多尔第》的作者阿兰尼·雅诺什。如果你读过了这首诗，我也就连一句话也不必说了。这首诗是一位很平常的乡村公证人写的。他住的房屋长不过五步，宽不过两步。这房屋是他的全部家产。我的朋友，缪斯女神并非是保守的女人，她们在一百年以前，飞出了天国，翅膀连接着翅膀来到人间，并且高呼‘人民万岁！’。缪斯女神从壮丽的赫利孔高山上下来，飞进简陋的茅舍，并在那里定居。我是多么幸福，因为我就是诞生在草棚里啊！”
裴多菲离开索伦塔回到布达佩斯以后，曾经多次写信给阿兰尼，邀请他来作客。特别是在裴多菲结婚以后，那种邀请的心情更加真切。一八四七年九月九日裴多菲给阿兰尼写信说：“我在惊惶失措地准备迎接你来佩斯——来我家作客。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一个穷光蛋，然而你来了，我们三个人（指裴多菲、阿兰尼、裴多菲夫人——笔者）在一起就更加困难了。我们三个人挤在一起，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三个人吃两盘子食品。如果饭菜不够了，我就说我不饿那就让你们俩吃个饱。”裴多菲的这些话虽然带有嬉戏的成分，却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多么深厚。裴多菲的开朗的性格、坚强的政治信念，以及对未来人生的渴望，在他给阿兰尼的信中反映得特别完整。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爱国战争爆发后，裴多菲将他妻子森德莱·尤丽亚和儿子卓尔坦安顿在阿兰尼的家里，从此裴多菲就走上永别的战场。这是何等激动人心啊！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裴多菲战死，直到晚年阿兰尼的心情还不能平静，一直轸怀裴多菲的友谊。 一八四六年秋天，裴多菲在艾尔多特的一个舞会上结识了森德莱·尤丽亚。裴多菲向她求婚，尤丽亚允许了，但是遭到她父亲的拒绝。尤丽亚的父亲森德莱·依格诺茨是一个死守陈规旧例的庄园主，他极力反对女儿嫁给像裴多菲这样一个流浪诗人。他无法理解年轻一代的思想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更无法理解他女儿在婚姻问题上的先进思想。若是同裴多菲绪成亲戚，怎能门当户对呢！裴多菲同他的岳父始终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后来在他许多的作品中，留下了他岳父的残暴、愚昧、落后等地主阶级的形象。
裴多菲与尤丽亚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裴多菲写了许多爱情诗献给她。诗中充满着追求、赞美、怀疑与渴望，例如《给尤丽亚》、《我是一个热恋的人》、《我见到东方最艳丽的花枝》以及采用民歌体写成的《小树颤抖着》，等等，都是裴多菲与尤丽亚初识时留下的优秀的爱情诗篇。
一八四七年九月八日裴多菲与尤丽亚在艾尔多特村举行结婚仪式。从一人四六年九月裴多菲与尤丽亚结识，到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裴多菲战死时为止，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诗人写给他妻子的爱情诗总***一百零二首。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健康的，充满着强烈的政治内容与青年人渴望新时代诞生的气息。例如他的最著名的爱情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革命箴言诗。
裴多菲与尤丽亚结婚后，取道科尔多、索伦塔，直奔布达佩斯。他们在首都定居后，裴多菲的生活颇为安定，诗歌创作量达到了最高潮。这一年里，他写了一百五十七首抒情诗，三首长篇叙事诗：《萨尔沟城堡》、《法官》、《傻瓜伊斯托克》以及由二十封书信组成的《旅行书简》和两个短篇小说。
裴多菲曾经说过：“爱情是我写诗的源泉。”他同尤丽亚结婚后，他觉得他自己无比幸福。他不仅有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妻子，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志趣和意愿相同，有着***同的理想与生活目的。正如他在《致尤丽亚》（1847年）一诗中写道：“我不仅爱她外形的苗条，更爱她心灵的美丽。”尤丽亚背叛了她的庄园主家庭，同穷苦诗人结了婚。她勤奋好学，用心思索，追随裴多菲进行诗歌与散文的创作。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日子里，她成了裴多菲的得力助手。从《自由与爱情》（1847年）开始，裴多菲献给他妻子的每一首爱情诗，都在引导她向革命迈进，使她跨越原来阶级的局限，努力理解全人类解放的重大意义。裴多菲献给尤丽亚的充满强烈政治内容的爱情诗，对她的思想转化起过巨大的作用。在佩斯起义的日子里，裴多菲以有这样一个革命伴侣而感到骄傲。她走在裴多菲的思想和行动计划的前面，“像一面军旗在队伍前面迎风招展。”这就使裴多菲在革命年代毫无顾虑地投身于革命战争，例如，在《旗帜》、《告别》、《我的妻子和我的宝剑》等爱情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虽然在裴多菲与尤丽亚度蜜月期间，他们的内心充满着无限的幸福与欢乐，但是在诗人的心灵中却也积聚着忧郁和沉闷。例如在他的最著名的抒情诗《九月的最后一天》中，就充满着无限的忧伤。他预料他自己必将死在战场上，而且预示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很快地会忘掉他。裴多菲的预料完全正确。他在战场上阵亡差十天不到一年，森德莱·尤丽亚脱掉黑纱，嫁给布达佩斯大学一位名叫霍尔瓦特·阿尔帕德教授。 贝姆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青年时期当过炮兵，参加过一八三○年的波兰起义。起义失败后，贝姆流亡国外。葡萄牙革命时期，他曾经战斗在里斯本。一八四八年三月，他来到维也纳指挥战斗，后转战匈牙利，被任命为特兰西瓦尼亚一带军事总指挥。恩格斯曾对贝姆作过很高的评价：“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么贝姆便是惟一的一个。”
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裴多菲离别妻儿，从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出发，去特兰西瓦尼亚，参加贝姆军队。临行前，他把他的妻子和儿子安顿在阿兰尼·雅诺什的家里。裴多菲的到来，受到贝姆将军的热情欢迎。这样一位著名诗人和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青年领袖来到战场，贝姆高兴极了，任命他为自己的少校副官，消息顿时传遍全国。裴多菲来到贝姆将军身边，同贝姆一起战斗，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在四月十一日给《公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对于任命我为少校，我却感到冷漠；对于我当贝姆的副官，我是非常高兴的！”
在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的日子里，裴多菲的战功卓著，他受到贝姆将军的奖励。贝姆亲自把勋章挂在裴多菲的胸前。当时贝姆的右手受了伤，包扎着。贝姆对裴多菲说：“我用我的左手替你挂勋章，因为它距离我的心是那样的近啊！”裴多菲在授奖大会上流着热泪，倾吐他对贝姆将军的深情厚意，“我的将军啊，对我来说，您比我的父亲还要亲，父亲只给了我生命，而您却给了我荣誉。”贝姆将军已年逾五旬，须鬓斑白。在年龄上他比裴多菲大了一倍，贝姆把裴多菲作为自己的儿子来看待。
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裴多菲同贝姆将军在拜莱兹克相会。这正是鲁迅所说的诗人“三去其地”的最后一次了。在战地上，贝姆将军从快马车上一眼看见了裴多菲，便大声喊起来。贝姆流着眼泪，用法语连声喊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裴多菲与贝姆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关系亲如父子。
裴多菲在战场上写下一系列歌颂贝姆将军的诗篇，例如《爱尔德利的军队》、《炮声响了四天》、《瓦依达——胡尼亚第城堡》等，热情歌颂贝姆将军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正是这位波兰籍出身的将军，为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小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不息地战斗着，赢得全体匈牙利人民的崇敬。一百年以来，他的青铜像高耸在布达山的向阳坡上，作为国际主义的象征，被匈牙利人民的后代铭记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