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对于周作人先生我想在历史上对他的评判是有过多政治因素的偏颇的，所以看见你的问题，我就有很多话想说，也算是表达一下我对他的敬仰吧。
我觉得周作人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表现什么强烈的爱憎，或是对某种文化的批判，他只是考证罗列了中外与虱子有关的文化和食虱史，我觉得对于这种人人厌恶并忽视的东西——虱子，在周作人先生看来谈些与之相关的文化趣事是很有意义和乐趣的，这也就是所谓的“生活中处处充满情趣，享有闲适的乐趣”、“话语权丧失的年代想要超脱现实束缚也只有寄托于这些没有太多政治干预的‘物’之中了”，如果要说情感的话，也就是以上这两种了，前者表现了周作人散文中常有的一中“性灵乐趣”和“读书养气以求其厚”的观念，后者则表现了作者在现实中的一些苦闷和压抑。在他文章的末尾有明确的提及：“今天是清明节，野哭之声犹在于耳，回家写这小文，聊以消遣，觉得这倒是颇有意义的事。”所以我认为《虱子》更多的是表现了作者“读书养气以求其厚”的乐趣，而只是从他抒写的对象“虱子”以及一些社会背景才能表现某种苦闷，至少这篇文章先生是没有明确表现出的。
在我看来，或许我们可以把你所谓的“这篇文章表达的情感”理解为这篇文章表现的先生的某种审美情趣和思想寄托，当然这是有一定的背景的。是受内因和外因的作用：
1、个人原因：这与先生崇尚的“公安、竟陵派”思想有关，使他在价值观选择上更趋向于某种闲适生活的点滴思考乐趣，更注重自我内在思考的深入。这也就是他和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个因素，也是他崇尚日本文化的原因，因为日本传统中就更偏向于这种“雅”和“闲适”，而中国则更多的偏重于大历史之下的崇高、集体意识，而不太重视个体意识，冲突便产生于此。
2、当时社会话语权的不自由：这个可以从先生《草木虫鱼·小引》中可以看出：“我在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便姑且 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联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 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罢。”
当然，也不能过分的评判日本文化就是好的，中华文化就是不注重“人”的，这只是选择的问题，就像文学创作的“性灵”和“现实”。“性灵派”侧重表现出文学生命意识的回归和人格的觉醒，趋向于无功利性和对文学本身的认可。而持有“现实主义”观点的一些人认为文学只是服务于现实，是政治的附庸，要为政治服务，这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当然，功力也不是不好。
中国历史上就有多次这种争论，著名的有两次，一次就是“性灵学说”的提出，一次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关于文学是否服务于现实的争论，恰巧的是鲁迅认为文学服务于现实，而林语堂、周作人等则认为文学抒发性灵。很遗憾的是当时文学是左派的这些独占，对其他采取一定的压制，所以也会有周作人这些人有话不得说的苦闷，以及万般无奈下的选择。
其实，细细咀嚼，在文中还可以窥见周作人的某些态度，即对“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和“虱子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位置也并不低，不过这似乎只是名流的装饰，关于古圣先贤还没有文献上的证明罢了。”这些名流“附庸风雅”“以虱为贵”的行为感到可笑、惊诧、甚至还有些不可置信。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原文是：“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了。”在这个观点上，鲁迅表现的就更为直接分明些，而周作人却并没有过多的表示出个人的喜恶。所以说相对于鲁迅战斗意味浓烈的文学创作，周作人的作品就显得政治表向不明确，它们无关政治，显得极为平淡，甚至有些学术研究的意味，这篇《虱子》就表现了他博学古今的文化内涵，也极具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考据学等的一些研究价值。
嗯，差不多就这样了，今天有点太激动，打了好多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我想这个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周作人散文的思想内涵。还有，我想到什么就打什么了，有些句子可能不太通畅，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