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青岛
老舍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的
一些作品如《四世同堂》、《茶馆》
等，成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
1951年他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
“文革’中受迫害而辞世。
20年代老舍便以《赵子曰》、
《老张的哲学》等长篇小说而传名
。1934年初秋，老舍由济南到青岛，
应聘于国立山东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从内陆“火炉”来到“北国的一个
绿洲”，长年生长在北京的老舍自
己的选择十分满意。
在学校，老舍为学生们开设了
《文学概论》、《小说作法》、《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等课程。
到山东大学时，老舍35岁，是著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小坡的生日》、《二马》、《牛天赐传》等多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艺作家。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老舍同样身手不凡，他的《文学概论》独具风格，是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专著。他的《小说作法》，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朴实生动，令学生受益匪浅。出色的作家同样是优秀的学者，老舍展现了颇为不凡的双重身份。
老舍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又是一名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他讲课认真，表达风趣，有一套有成效受欢迎的教学方法。如他上写作课，总是非常认真地批改作业，从结构、段落，到标点符号，一一加以审阅，予以眉批。他总要找几篇好文章，在同学间传阅讨论。老舍热情支持文学青年在校内创办《刁斗》，作为学习创作的园地。更可贵的是，他为刊物撰写了《我的创作经验》等文章，他还帮助做一些具体的修改稿件方面的指导工作。
大学是学术中心，是思想中心。老舍在山东大学作过多次学术讲演，从《中风民族的力量》到《诗与散文》到《文艺中的典型人物》，向广大师生宣传民族精神和文学知识。
对青岛，老舍表现了深厚的感情。他写了《青岛与山大》，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充满爱国思想情感。他编了《樱海集》、《蛤藻集》两本小说集，流露了对青岛的眷恋之情，他参与创办《避暑录话》，记录了青岛生活。
1936年夏，老舍辞职离山大，成为专业作家，在青岛写作了其代表作《骆驼祥子》等。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舍离青岛至济南，就职齐鲁大学，后离山东，投身抗日爱国运动。
老舍在青岛的社会活动
(1) 相聚在海滨 (2) 老舍与聊城熏鸡 (3) 老舍与《避暑录话》
相聚在海滨
青岛是避暑圣地。一九三四年前后，每到夏季，国内不少作家、学者在青岛山东大学相聚。洪深、闻一多、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赵少侯、孟超、赵太侔、丁山、游国恩、杨金甫、王亚平、肖涤非等，或长期在山大任职，或短期到山大勾留，彼此之间，都有过密切的交往。老舍同这些朋友，学问上互相切磋，生活上甘苦与***，结下深厚的友谊。
一九三五年夏，借避暑的机缘，老舍向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提议办一个短期文艺刊物，得到同意，又约请十二位作家担任撰稿人，这样，七月十四日青岛《民报》印出了刊物的第一期，是为《避暑录话》。（注：见王亚平：《老舍与〈避暑录话〉》（老舍故事之一），《青海湖》1981年第4期。）
《避暑录话》撰稿人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他们这十二个文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清，文艺是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他们不能‘自甘菲薄’；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此外，他们还有一点是***同的——就是，同人们相约，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避暑圣地的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注：洪深：《避暑录话·发刊词》，1935年7月14日青岛《民报》。）这是洪深在《避暑录话》创刊号上《发刊词》中说的话。这段话委婉含蓄地讲明了这个短期刊物的宗旨。
老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丁》，散文《西红柿》、《再谈西红柿》、《避暑》、《檀香扇》、《立秋后》、《等暑》、《完了》，还有《诗三律》。他的这些诗文，同他的其他诗文一样，语言诙谐，风格幽默。《再谈西红柿》就近取譬，从青岛“到处看见西红柿”说到青岛“洋派的中国人也甚多”，再说到“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大概也会不在少数”。字里行间讽刺了一些人的“奴化”心理，文字从容、俏皮，内容却是严肃的。《檀香扇》也写得好。这个作品从另一个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谈到民族老不老的问题，自然也不便刨根问底，最好先点头咂嘴，横打鼻梁：‘我们老得多；你们是孙子！’于是，即使祖父被孙子给揍了，到底是孙子年幼无知；爽性来个宽宏大量，连忤逆也不去告。这叫作‘劲儿’。明白这个劲儿，莫谈国事乃更见通达。”作家并未止于对落后“国民性”的讽刺，而是笔锋又一转，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强敌面前的阿Q相，在戏谑的文字后面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忧愤。其他几篇散文，因为要切中“避暑”这个总题目，内容显得浮泛些。即使如此，因为每篇散文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以仍有一种特别的亲切味道。《避暑》一篇就透露着作者在迎来送往一片忙乱生活中的某种苦涩之情。
《避暑录话》每周一期，开初在《民报》刊出，后来供不应求，遂增印八百份道林纸的单页，折叠成八小页的小刊物，送书店代售，销路颇好。刊物出到第十期，特约撰稿人陆续离开了青岛。他们的“避暑原是带手儿的事”，“在青岛都有事作”，暑天一过，“克家早早的就回到乡间，亚平是到各处游览山水，少侯上了北平，伯箫赶回济南……”（注：老舍：《完了》，《避暑录话》第10期。）时令已近深秋，“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打不到一块”，刊物于是终刊于第十期。老舍的《完了》就算是《终刊的话》，登在第十期的显著位置上。
老舍很喜欢这个刊物，也很留恋这一年暑假朋友相聚在海滨的生活，他写有《诗三律》抒发了对远去的朋友的纪念。
老舍在青岛的社会活动（续）
(1) 相聚在海滨 (2) 老舍与聊城熏鸡 (3) 老舍与《避暑录话》
老舍与聊城熏鸡
1935年的一天，老舍先生在青岛与肖涤非教授下馆子小酌。肖教授带去一只聊城熏鸡，当下酒菜。老舍品尝后，称赞道：“别有风味，生平未曾尝过。”当得知这种聊城特产尚未命名时，老舍便说：“这鸡的皮色黑里泛紫，还有点铁骨铮铮的样子，不是挺象戏里那个铁面无私的黑包吗？干脆，就叫“铁公鸡”。此事传开后，聊城的熏鸡也就这样得了个“铁公鸡”的名儿。抗战期间，这种熏鸡基本失传，解放后才逐步得到恢复，而今人们可以品尝到香而不腻、别有风味的铁公鸡了。
老舍与《避暑录话》
如果有人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报纸的文艺副刊，他一定不会放过老舍曾经参与创办和编辑的《避暑录话》。1935年暑天来临之时，12位作家、学者相聚避暑胜地青岛，然而谁也不想在这“文化荒岛”上当“专为避暑而来的”“真正闲者”，便相约即刻开辟个说话场所。于是，依托《青岛民报》而实则独立编排、装订、发售的文艺副刊《避暑录话》便应运而生了。这12位文化人是老舍、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从7月14日创刊号面世、到9月15日终刊，历时两月，每周一期，零售大洋3分，***出10期，便寿终正寝了。这是一份随暑热而生闻秋风而逝的很特殊的文艺副刊，一份典型的同仁出版物。它充满文化人特有的灵感质素，却没有半点书卷气，处处显示着这群文化人“诗心苦、文骨遒”的高贵品格。办刊者宣称，他们***同的追求是把文艺看做同法律、政治、宗教等一样“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
作为《避暑录话》主力的老舍当时正任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家居住青岛。各地文友聚青，他当然要尽地主之谊。除了生活上招待文友外，他最尽心的是办《避暑录话》了。10期刊物中9期都刊有他的文稿，先后***有11篇，包括散文小品7篇，旧体诗3首，短篇小说1篇。在这些文章中，老舍常常借题发挥，指斥时弊。比如在散文《西红柿》、《再谈西红柿》中，借西红柿在中国的传播，提醒国人要警惕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哟”，对那些“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则予以尖锐讽刺。在小说《丁》中，老舍集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一天天“洋化”的担心。他一面直击洋人、富人、贵妇人，一面表达了对地狱中的穷人、营养不良学生的同情。这篇小说又是老舍较早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典型代表。短文《暑避》与《等暑》旨意也隐含了作者对人世间贫富不均的愤懑：“有钱的能征服自然，没钱的蛤蟆垫桌腿而已。”而《檀香山》一文则从另一面鞭挞了不信科学不接受新事物的“国粹”主义及落后国民性。刊登于终刊号上的《诗三律》则是老舍真情和友情的坦诚流露。他在诗前小引中写道：“今夏居青岛，得会友论文，乐胜海浴。秋来，送别诸贤，怅然者久之！”美好相聚，“携手踏沙”，倏尔过去，怎不令一向重情的东道主伤怀？“故人南北东西去，独领江山一片哀！从此桃源萦客梦，***维桑海赏天才？”好在来日方长，寄希望于明年吧：“莫把卖文钱浪掷，青州瓜熟待君来！”只是历史难再重复，待1936年暑热来临时，老舍自然还款待一些到青的文友，但无心再去办刊，而且辞掉山大教职，一心扑在《骆驼祥子》的写作上了，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