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变幻之状，如在目 前；又或易调该弦，别叙崎人异行，出于幻灭，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聊斋志异》一书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腐败、官贪吏虐、豪强横行、生灵涂炭，都在《聊斋志异》中有所反映，揭示了人民痛苦生活的原因主要来自贪官污吏。
《聊斋志异》在暴露统治阶级贪暴不仁的同时，还写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其中有“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席方平（《席方平》）；有最终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向杲（《向杲》）；
有直人阴间、杀死两吏卒的王鼎（《伍秋月》）。这些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在激发被压迫者的斗争意识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揭露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蒲松龄才华过人却名落孙山，他对科场的黑暗、考官的昏聩、士子的心理等都非常熟悉，所以写起来能切中要害，力透纸背。通过一些梦幻的境界，作者嘲笑了那些醉心功名利禄的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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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
《聊斋》继承了文言小说悠久的志怪传统，自觉地塑造了大量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怪异形象，冯镇峦从理论上对蒲松龄的实践做出了精当的总结。他在《读聊斋杂说》中针对金圣叹的言论说：“昔人谓‘莫易于说鬼，莫难于说虎……’，予谓不然。
说鬼亦要有伦次，说鬼亦要得性情。谚语有之：说谎亦须说得圆，此即性情伦次之谓也。试观《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来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这里，冯氏评论了《聊斋》艺术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塑造鬼狐等怪异形象。
所谓“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所谓“极圆”、“极巧”。就是既要赋予这类形象以“人”的思想感情，又要表现出他们作为“物”的自身的特点，而且使二者有机融合，成为人性与物性复合统一的独特的形象。这正是《聊斋》最基本的艺术经验。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谓《聊斋》中“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这段话被认为是《聊斋》评论中的经典言论，但比起冯镇峦的话来，似乎只着重了现象的描述。
冯氏还在具体作品的评点中指出了《聊斋》如何通过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使花妖狐魅具有了人的性情、伦次，并指出了这类形象“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也是充分个性化的。冯镇峦对《聊斋》塑造怪异形象艺术经验的总结，与李贽、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提出的现实主义小说个性化理论遥相呼应，应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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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