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第一部“正史”──司马迁的《史记》
我国一向把二十四史称为“正史”。“正史”的称呼是从《隋书·经籍志》起始的。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正式确定纪传体史书为“正史”,经过皇帝“宸断”,***列二十四部。1921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为“正史”,与旧有“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
《史记》为二十五史之首,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由于史料不足,司马迁的生卒年代难以考证准确,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左右。 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政权稳固,学术文化空前繁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因此,按照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编写一部历史著作,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继承父志,承担起撰写《史记》的重任。他二十岁时,曾不畏艰险,出游祖国的大江南北,沿途考察了许多名胜古迹,访问了大量的历史遗事,为以后编写《史记》积累了众多的第一手资料。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7年),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阅读皇室所藏典籍,搜集史料。当他开始撰述《史记》时,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入狱,惨遭腐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蒙受奇耻大辱后在《报任安书》中讲的这句名言,表明他置生死于度外,立志修史的决心。此后,他不顾残废的身体和巨大的精神创伤,忍辱发愤,把全部的心血都放在撰写《史记》上。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前后,司马迁终于写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采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成为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令、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象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象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随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駰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駰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