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曾这样评价周作人：“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①”打开尘封的历史，尚记一百年前的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风口浪尖的“精神领袖”，率先气吞山河般地喊出了“人的文学”的响亮宣言，并在为新诗铺路、探索现代白话文的源头、翻译国外小说及思想著作、关注妇女儿童问题等五四启蒙实践中发挥了开风气之先的巨大指导作用，成为当之无愧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代大师。
然而，当你真正走进他用“渐近自然”（废名语）的文字所构造的散文艺术世界时，你会惊奇地发现还有一个别样的周作人真实而又鲜活地存在着。正如孙郁在谈论周作人的散文时所说：“读周作人的著作，完全是另一种境地。仿佛深山幽谷里的声音，又如僧人的经白，在悠然之中，把你引向远古，引向田园，引向无欲的安谧……周作人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的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②”而散文《故乡的野菜》正好代表了这样一类具有“田园安谧”境地的作品。
《故乡的野菜》选自周作人的散文集《雨天的书》（北新书局1925年12月版），作品原发表于1924年2月，是周作人“平和冲淡”小品文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开篇说道，“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这样冲淡的语言在周作人的散文里并不稀奇，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散文的构思与创作，古今的巨匠都孜孜地追求着“平平淡淡才是真，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至高境界，周作人也是如此。他的散文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永远是那样的“心平气和”。然而他的平淡，却并非出自神秘的“天工”，亦是匠心独运的“人力”所为，只是技艺的高超使之不露痕迹而已。
接下来从他的妻子买菜看到荠菜，想到浙东乡间妇女小儿买菜的事情以及小孩们唱的歌，引《西湖游览志》、《清嘉录》的有关记载，又联想到鼠曲草和小孩赞美的歌辞，以至清明扫墓时所供的麻果和草饼等，在即兴闲聊中传达出一种优游自在的恬淡趣味。这一“趣味”，表面上看是在践行着晚明公安派有关“性灵”的文学理论，即“作者应该去倾听自我的声音，从语言和行为上培养起一种闲适，仔细观察生活中的小小事物”③；而究其实质，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平和冲淡”的无功利的美学创作追求是与当时时髦的革命文学宗旨背道而驰的。联系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文学不是被“贱卖”给了商品经济（例如畅销一时的海派文学），就是一味强调“战斗的武器”，将之作为改良社会的“宏大武器”：两者无疑都将文艺当作了为世俗所役使的工具。而于这一文坛“大气候”之下，周作人不合时宜地创作出大量诸如《故乡的野菜》的小品文来，我以为这正是他的苦心所在。这一“苦心”的具体内涵正如钱理群所言：“他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④”
钱理群曾对周作人所创造的散文艺术世界有过精妙的评论：“他常常以宇宙万物、异邦、古人为友，看似显示了他胸襟的通达与博大，但在更深层次上，却又表现了他内心的寂寞。因此他在落笔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排遣内心的寂寞。⑤”而在这一寂寞内心的驱使之下，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外在的时代风云如何剧烈变幻，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世界却仍旧沉湎于对“草木虫鱼”的自伤自怜之中不可自拔，渐渐地变得“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于周作人散文创作的这一心路旅程之中，我们分明感觉到他那革命岁月里的遗士情怀，以及“苦雨斋”里风月书桌之外的风云之色。
注释：
①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②孙郁.鲁迅与周作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③顾彬著.范劲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④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⑤钱理群.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