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小说所植根的时代具有两大特征：一度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美国国民的精神空虚与道德堕落。当然，以欧内斯特·海明威、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约翰·多斯·帕索斯、托马斯·沃尔夫等为代表的美国作家虽然都称做“迷惘的一代”，却并没有彻底消沉下去。他们虽流落他乡，但仍自愿回国；他们虽抨击市侩作风，但仍热爱祖国。正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为美国奉献了文学史上最有生气、最激动人心的作品。“迷惘的一代”作家在艺术形式上借鉴了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现代主义手法，在思想意识上受到欧洲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同时继承了马克·吐温、惠特曼和豪威尔斯的民主主义传统和美国人独有的探索精神，拓展了小说创作题材的范围，对小说的语言与形式进行各种大胆创新与实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表现出一种“现代派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作品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是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
“迷惘的一代”小说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帕索斯的长篇小说不像乔伊斯等作家的意识流小说那样在形式和技巧上进行彻底的革新，也不像他们的作品那样一味潜入人的意识领域。不遗余力地描绘连绵不绝的感性生活，但他们的小说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了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迷惘的一代”小说充分反映了创作题材的现代性。它同意识流小说一样旨在揭示现代经验，即战后弥漫于西方世界的异化感、孤独感和绝望心理，并深刻反映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性格认同危机”。这与20世纪初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的现实主义小说所关注的焦点和表现的题材截然不同。其次，“迷惘的一代”小说在作品形式和创作技巧上同样显示了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正如劳伦斯的小说与乔伊斯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样，“迷惘的一代”小说也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不过，它同时也体现了美国现代主义小说所具有的某些***同特征。在作品的叙述形式上往往摈弃通晓一切的全知叙述，而经常采用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那样有限的、不可靠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叙述角色。不少作品在结构上打破了时间顺序，巧妙地采用隐喻、意象和象征的手段表现主题，并通常以含混的、“开放性”的方式结尾，这与其他现代主义小说有着惊人相似之处。显然，“迷惘的一代”作家与同时代的其他现代主义作家被某种具有亲缘关系的艺术***性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表现出与当时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截然不同的艺术倾向。
在写作手法上，“迷惘的一代”小说摈弃现实主义小说以塑造人物性格为核心、以情节为主体的结构框架，以及开头—发展—高潮—结局的传统套路，而是以非连续性结构、碎片式描写和高度实验的语言表达为基本特征，以象征与传统的决裂，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正常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从根本上否定事件发展的连贯性和线性因果关系。不连贯与非逻辑时序能够表现出连续讲故事方式所达不到的效果。在《美国》三部曲中，作者帕索斯集中描写的12个人物没有一个是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他们各自活动；故事独立成章，间或有些情节上的交叉联系。“迷惘的一代”小说在写作手法上另一个特点是没有以往常有的解释、评论和总结，有的是种种能调动读者视觉、听觉 、触觉的意象和细节的堆砌。它经常留出许多空白让读者去填补，因此使阅读更具挑战性和新鲜感。
从“迷惘的一代”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同作品之间有着更直接的联系，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倾向。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是，“迷惘的一代”小说不再把反映和摹写外部世界的现实作为自己的任务，而转向了对人的主观世界或精神状态的探索与挖掘。然而尽管他们反映的是主观，却极力用客观的形式去表达。小说的叙述者也不再无所不知，而往往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凯洛威 、《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等。
“迷惘的一代”小说对传统小说的挑战还表现在对“人”的诠释上。小说注重揭示人性的丑恶面，阐述人物的“非英雄化”本质，以及人内心世界的卑微、混乱、无聊与荒谬。呈现出畸形物质世界里具有病态心理人群的生活画面，或是走向病态心理的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人物几乎都是病态的，他们浑浑噩噩，虽生犹死，无所适从。作者塑造这些人物旨在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秩序，推翻传统的信仰。《太阳照样升起》深刻地揭示了战后移居欧洲的美国青年极其严重的异化感和幻灭感，使广大读者首次目睹了美国现代主义小说中像杰克这样的典型的反英雄人物，标志着美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转折。
“迷惘的一代”的创作还存在语言上的简约主义和口语化倾向。“迷惘的一代”在战争期间深受战争宣传的欺骗之苦，对所有崇高的字眼都弃之如敝屣：“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所以他们在文学创作时推崇文字上的简约主义。海明威更是把这种简约风格推到了极致。他采用电报式的语言，通过简约的对话和细节，用含蓄的、间接的手法暗示人物内心的戏剧性变化，而不是像传统的作法那样通过描述来铺陈人物内心。结尾也常常是戛然而止，绝不拖泥带水，也不煽情作秀，即所谓的“零度结尾”，反而赋予了作品更为震撼人心的力量。海明威因为精通叙事艺术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冰山原则”就是他现代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作家只写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其余的八分之七仅通过暗示留给读者去补白。这种创作原则极大地影响了他同时代及后辈作家的创作倾向。口语化成为一代人散文风格的普遍特色。埃德蒙·威尔逊甚至在他的文学评论中也摒弃学究字眼，选用口语词汇。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1934）中把这种倾向推到极端，成为用粗鄙的语言来表现道德冷漠和感觉精微的迷惘特征，结果被萧伯纳骂作是“为下流而下流”（dirt for dirt’s sake），难登大雅之堂。
“迷惘的一代”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形式上勇于创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坛正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交汇的时期。这些青年作家们融合了战后对传统的反叛精神，吸收了各流派的艺术成就，并各自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特色：菲茨杰拉德浪漫精巧、海明威朴素遒劲、多斯·帕索斯宏观大气。在法国的流放生涯让他们充分养成了对形式实验和福楼拜的兴趣。他们学习福楼拜客观冷静、无动于衷的叙述态度，学他的作者隐退的叙述技巧，学他的简练风格和反复修改的写作精神。他们感到传统的文学叙述手法已无法表达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特征，于是转向意识流、象征、电影的“蒙太奇”，有限人物视角、多重视角等创作手法。多斯·帕索斯是形式试验的大师，他在小说领域中开拓性的技巧试验也许比他小说本身的价值更令人瞩目。他第一部令人难忘的试验小说《曼哈顿中转站》（1925） 交叉运用了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蒙太奇和新闻报道等多种艺术手法。各种社会镜头和生活画面杂相交错，水和火的隐喻表达了战后西方世界的荒原意识，充分体现了多斯·帕索斯的实验精神。此后，多斯·帕索斯在其恢弘巨著《美国三部曲》（1937）中，在小说常规叙述之外穿插了“新闻短片”、“摄影机眼”和“人物小传”等，来揭示了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美国社会的动荡与变迁。这种以美国社会为主角而不是以个别人物为主角的文献新闻手法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对诸如诺曼·梅勒，道格多罗等后继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1960年代新闻报道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源流和借鉴。同时，后现代非虚构小说也能从他的寓非小说于小说之中的试验获取灵感。虽然现在看来，多斯·帕索斯的文学试验多少有些机械、呆板，“摄影机眼”的语言晦涩，“新闻短片”已经成为湮没的历史，让现代读者难以理解，但他试图用现实的新闻材料与小说叙述部分相平行，从而给小说创造一种时代气氛的尝试却是他的成功之处。相比之下，海明威保留了较多的现实主义因素，他的小说还常能清晰地分出开头、高潮和结尾。但形式上的实验还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电报式对话的独创外，他突破了福楼拜的人物内部聚焦常为第三人称的局限，改用第一人称的内聚焦，更缩短了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在其主要作品中他也试验了意识流、内心独白、闪回等多种叙述技巧。福克纳则是大刀阔斧的运作意识流，在这方面的彻底性远远超过海明威。他在诸多的作品中尝试多角度叙述方法和意识流，以及“神话模式”，即有意识地使他讲述的故事与神话故事平行展开，从而创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诗人肯明斯突破传统标点符号、大小写、句法的束缚，创造了成为肯明斯标记的小写的第一人称单数“I”，展示了语言更本质的活力。此外他在诗歌的排字法上标新立异，如把“一叶落下/孤独”竖排成数字1的形状，更突出了孤零零的孤独意象，使诗歌同时具有绘画般的视觉冲击力。被誉为“迷惘的一代”最后一位天才的韦斯特更是以形式实验著称，在叙事技巧上非常前卫、激进。他在《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1931）和《孤心小姐》（1933）中借由理性控制的梦境来讲述存在的寓言和充斥现实梦境的荒诞意象，在创作意识和写作技巧方面直接影响了后起的美国作家如卡森·麦卡勒斯，奥康纳，霍克斯和塞林格等人。
另外，一战后的美国文学多采用象征主义来表达幻灭感。如《永别了，武器》中的雨代表的就是厄运，常与死亡相伴。当凯瑟琳告诉亨利：“我害怕雨，因为有时我看见自己死在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厄运的阴森。所以，最后小说以雨作为结尾时，读者已经意识到了凯瑟琳的死亡。再如，《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罗伯特·科恩在失恋后去找人决斗，以求一死。科恩所代表的就是理想的磨灭和传统道德信念的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