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诗人哈利勒·纪伯伦（1883—1931），是20世纪阿拉伯文学的一座高峰。他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复兴运动的先驱之一，阿拉伯现代小说和散文的主要奠基者。
1883年1月6日，纪伯伦诞生在黎巴嫩北方美丽的山乡贝什里。他的家庭属天主教马龙派。母亲是虔诚的教徒，心地善良，她是纪伯伦心目中爱与美的化身。父亲是个粗犷的山民，兼做山乡牲畜统计工作，因交游不慎，吃了官司，导致全家赤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来到美国的波士顿，栖身于最贫穷的华人区，这年纪伯伦12岁。1898年，纪伯伦又背负着全家的希望，回到祖国，进了贝鲁特的“希克玛”（睿智）学院。他利用假期深入社会，记下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这一时期，他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政治专制、宗教欺骗和陈腐传统有了本质上的认识，在校内刊物上发表过揭露和批判的文章。
1902年纪伯伦完成学业后再次赴美。他的小妹妹、哥哥和母亲在一年内相继去世，为他们治病欠下大笔债务。从1903年至1908年，纪伯伦一边作画，一边为阿拉伯侨民杂志写稿。女校校长玛丽·哈斯凯尔自此成为他的知音和挚友，对他的创作起过重要作用。
1905年纪伯伦的第一部作品《音乐短章》出版，这是一本论述音乐的发展历史及其与人类的关系的小册子，展示了作者的艺术才华。他通过巧妙的联想和比喻，以拟人化的描写，把音乐的本质具体生动地表现出来。他把音乐称作“心灵和爱的女儿”，“盛放爱情苦汁和甘泉的容器”，“人类心灵的幻像”，“悲愁的果实和快乐的花朵”，“从收聚的感情花束中升起的芬芳”。他把抽象的音乐变成了可触摸的具象。他用一连串惊叹句呼唤音乐，从而把音乐对爱情生活、对文学艺术、对世界历史的作用揭示出来。《音乐短章》的浪漫艺术风格，预示了纪伯伦未来创作的走向。
1906年纪伯伦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第一篇《玛尔?塔·巴尼娅》?描写一个纯洁无瑕的农村少女，被骗到城市，成为被人践踏的烟花女，最后在贫病中惨死。小说控诉了“躲在人类大厦里的动物”的恶行，表现了对被侮辱被损害的阿拉伯女性的极大同情。《疯人约翰》描写青年牧人因牛群误入修道院领地，惨遭毒打和囚禁，在母亲交出结婚银项链和父亲证明儿子“发疯”后，才得以开释。小说揭露了教会与世俗政权相互勾结和他们实行的愚民政策，借主人公之口宣布：“耶稣为宣扬生活而遣至人间的羔羊已经变成豺狼，”他们“已把教堂变成了毒蛇的洞穴；而把弱者抢劫一空”。
1907年纪伯伦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叛逆的灵魂》，塑造了几个敢于反抗的人物。《瓦丽黛·哈妮》敢于主宰自己的命运，大胆抛弃了囚室一般的家庭，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合。她“挣脱了腐朽的人间教规的桎梏，以便按崇高的法则来生活”。这是阿拉伯现代小说中第一个女性反抗形象。《新婚的床》的主人公也是向黑暗社会和陈腐传统进行挑战的女性。为了实现爱情理想，她和爱人双双殉难。《叛教者哈利勒》描写了一个正直青年的觉醒和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胜利。
1908年纪伯伦得到玛丽·哈斯凯尔的资助，去欧洲学习绘画。他在巴黎艺术学院和伦敦等地的艺术画廊汲取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精华，曾受到罗丹的褒奖和支持。罗丹称他为“20世纪的威廉·布莱克”。
1911年末，纪伯伦发表了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反响热烈。故事叙述富家女萨勒玛被大主教的侄子强娶，成为婚姻的牺牲品。尽管她有机会和情人逃出樊篱，但她像折断翅膀的小鸟，难以奋飞。5年后她生下一个孩子，但孩子一降生就夭折了。她也离开了人世。作者把这场爱情悲剧升华为东方民族悲剧的一个象征：“那个弱女子不正是受凌辱的民族的象征吗？那个苦苦追求爱情，身体却被牢牢禁锢住的女子，不正像那个受尽统治者和祭司们的折磨的民族吗？……那个女子在一个民族中，如同一盏灯放出的一线光亮，如果灯油充足，灯上的光芒难道会昏暗吗？”而小说中对母亲的歌颂，也包含了对祖国和民族的挚爱和眷恋。作者认为母亲“是人类心中发出的全部慈爱与甘美。母亲，就是生活中的一切”。
纪伯伦的小说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和深刻的东方精神。他不以故事情节取胜，不描写复杂的人物纠葛，而着重表达人物的心理感受，抒发内心的丰富感情。大段的倾诉如歌剧中的咏叹调，又如法庭上的辩护词，极富感染力。作者往往以“我”作为主人公之一出现，直接介入故事，使叙述显得真实。弥漫在小说中的悲剧意味和批判意识，把哀怨和愤怒结合起来，更能引出对社会丑恶现实的痛恨与深思。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纪伯伦的创作重心由小说转向了散文和散文诗。他从用阿拉伯语写作，变成以英语写作为主。他用阿拉伯语发表的作品有：充满哀伤的散文诗集《泪与笑》（1913），赞美青春和自由的长诗《行列》（1919），富有激情和社会批判意识的诗文集《暴风集》（1920）和《珍趣集》（1923）等。他用英文发表的作品则有寓言、散文诗集《疯人》（1918）、《先驱者》（1920），哲理抒情散文诗集《先知》（1923），箴言集《沙与沫》（1926），福音体传记《人子耶稣》（1928），诗剧《大地之神》（1931）等。遗著有《流浪者》（1932）和《先知园》（1933）。
《泪与笑》包括了纪伯伦最早写出和发表的散文和散文诗，展现了青年纪伯伦最关心的社会和文学主题：爱与美，大自然，生命哲学，人道主义，社会公正，诗人使命和孤独寥寂等，它们也预示了纪伯伦一生的创作方向。在《美》、《在美神的宝座前》中，作者把美当成宗教，当成主神，美使“智者哲人登上真理宝座的阶梯”。《火写的字》批判了济慈“声名水写就”的消极人生观，表现出用火在天空书写人生的宏大气魄。《致责难者》提出“地球是我的祖国，人类是我的乡亲”，“你是人，我爱你，我的兄弟！”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组歌》中的《浪之歌》、《雨之歌》、《美之歌》以及《花之歌》诸篇是本集中最优美、最有韵味的，情、景、理融为一体。
《暴风集》收入了纪伯伦最具现实批判性、最有力度的散文和散文诗。《掘墓人》以超现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敢于“亵渎太阳”、“诅咒人类”的“疯狂之神”形象，让他喊出“我是自己的主！”这一形象体现了纪伯伦对陈腐传统及其维护者的藐视和痛恨。《奴性》揭示了人类历史上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奴性，指出奴隶主义是一个“永久性的灾难”，它使人们的岁月“充满屈辱和卑贱”，提出打碎奴性锁链、结束跪拜偶像的历史课题。《麻醉剂和解剖刀》分析了“东方病夫”顽疾久治不愈的原因，指出东方人“爱吃蜜”，又讳疾忌医，而东方的“医生”们则专开只能延缓却不能根治疾病的“麻醉剂”。他强调为了根治东方的痼疾，必须拿起“手术刀”进行彻底治疗。《雄心勃勃的紫罗兰》以寓言的形式，阐释了“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这一思想。
《珍趣篇》的许多诗文，反映了纪伯伦的爱国主义情怀。《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以充满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他心中的理想国，企盼祖国的儿女能代表黎巴嫩“岩石中的意志，巍峨中的高贵，流水中的甘美，空气中的芳馨”。《朦胧中的祖国》则以似真亦幻的笔法写出了海外游子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新时代》表现了近代东方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号召同胞响应“生活的号召”，做“属于明天的自由人”。
收入《疯人》、《先驱者》和《流浪者》的作品，寓意深刻，富于哲理。《疯人》以隐喻和象征，暴露了人类社会的种种反常现象，指出所谓完美的世界实际上最不完美；所谓正人君子，实际上都是戴着假面具，不敢“赤裸于阳光下”的人；而所谓疯人，却敢于丢掉面具、直视太阳。《先驱者》以历史和进化的观点，证明人类冲破精神牢笼，追寻天空中飞翔的“大我”的必要性。作者借“先驱者”之口，道出了他对人类的爱。《流浪者》抨击了愚昧对文化价值的践踏，展示了文化贫困的可悲和可笑，并肯定了创造者孤独、痛苦的真正价值。
纪伯伦以其丰富的艺术创作成果，成为阿拉伯海外作家的一面旗帜。1920年他和著名作家努埃曼等***同发起，组织了阿拉伯第一个现代文学团体“笔会”，担任会长。这一团体对阿拉伯海外乃至本土文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以纪伯伦为代表的“旅美派文学”，成为连接阿拉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座桥梁，在阿拉伯文学复兴运动史上留下了多彩的篇章。
纪伯伦旅居美国20余载，1931年病逝于美国纽约。同年他的遗体运回黎巴嫩，诗人最终实现了重返祖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