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山文化底蕴丰厚,古迹众多,俯拾即是,令人景仰,在这里既可享受万山绚丽灿烂的文化积淀,又可领略万山诸多风景名胜各具风姿的自然景观。 万山因有王粲故居、王粲井而传名。王粲,字仲宣,祖籍山东,几乎与山东老乡诸葛亮同时来到襄阳,投靠时任荆州刺史的同乡刘表,未被重用,于是隐居万山达15年之久。后归曹操,拜为丞相掾,赐爵关内候,随曹氏入朝,直做到侍中。他写的《登楼赋》千古传颂,名显天下,因之被后人公认为“建安七子之冠冕”。后人亦将王粲和曹植相提并论,合称“曹王”。著有《王侍中集》。人以文名,山以人传,万山因有王粲旧居;自然会引来文人墨客凭吊。他们写诗作赋,更增添了万山的文化底蕴。
关于他在万山的故居和水井,现已无遗迹可考,其位置大约在山之东麓汉江边则是确定无疑的。考据万山之巅,在万山主峰向西北延伸至崖嘴鞍部东侧约30米处,确有一古井。据附近农民称,古井早已封死,现遗址为深约3米、地表直径5米的“Ⅴ”形土坑。坑底斜卧一块长约2米、宽约1.3米、厚约15公分的半月形乳白色井口石,内口圆泽光滑,尚有从井中提水时绳索长年累月勒磨的沟痕。其毁夷至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圯坠说。据明万历年间府志载:“万山北际河,水下有仲宣楼”,表明王粲故居在明代已圯毁,坠于水中。二是毁废说。据襄阳知名散文作家、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席星荃先生《才子名山两堪怜》一文说:“据记载,王粲当年的茅庐大约在山之东麓,这里如今是厂房一片……”,言下之意即王粲故居的毁废并非一朝一代所为,及至“如今(已)是厂房一片。”这从唐宋以来史书记载和诗词歌赋只有石井而无故居得到印证。早在宋代,《元丰类稿》收录的《魏侍中王粲石井阑记》就说,唐上元三年(公元674年),节度使将来 把石井阑(保护石井的围栏)移至襄州刺史官舍保管。太子舍人甄济亦写有《石井栏记》。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于 任襄州刺史,又为之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节度使卢钧又写有《石井栏记》。唐代诗人杜甫在《回棹诗》中明确地说:“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这些史杰和诗词,均只记载了王粲井保存依然完好,但字未提其故居。访问附近老农,有说30多年前在万山东麓山脚下尚存一古井。从我国居住传统来讲,水井定然在房舍近旁,不可能距房舍太远。因此,王粲故居当在现万山东麓山脚下的原陶瓷厂区一带,其毁废说亦在理中。至于明万历府志对王粲故居的“圯坠说”,距王粲卜居万山的东汉未期(建安时期)已达1360多年,其记载许是传说而已,未必可信。 山清水秀的万山不仅是无数文人学士钟情之山;不仅是神女皇帝(刘秀、刘备)神往之山;而且还有很多武士将军也心驰万山。晋朝镇南大将军、荆襄大都督杜预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杜预何许人也?据《晋书?羊祜传》载,西晋泰始5年(公元269年),镇南大将军羊祜(都督荆州军政事务,出镇襄阳),胸怀统一江南孙吴政权壮志未酬,竟暴病卧床,临死前向前来看望他的晋朝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死谏”,举荐右将军杜预接替他的职务。羊祜死后,武帝司马炎即挥泪顿拜杜预接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襄军政事务。杜预按任后,不负前任羊祜力荐和武帝司马炎信任,督军团练,政绩卓著,仅用两年时间即于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会诸将代吴,灭之”(《通鉴》语),实现了“三分归一统”的千古大业。这在《三国演义》最后一回第120回中,罗贯中以“荐杜预老将(指羊祜)献计策,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全章节记述了这一中国历史上壮怀激烈的历史史实。西晋时襄阳百姓曾在岘山建有一“杜预祠”,以示纪念。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西晋开国元勋、功盖华夏的一代名将杜预,对万山也独具衷情,经常率众登临万山,春游观山水,饮酒赋诗篇,最后竟痴迷到怀着对万山的无限敬畏,在万山东麓江边立了一块“杜预碑”。应当给大家介绍的是,这块碑不是一般的墓碑、记事碑,而是一块对万山歌颂咏赞的文化碑。据史料载,杜预在这块碑上,借山喻人,借水喻世,纵情抒发了他对文学、思想、哲学的感悟,即情挥洒了他对人生、宇宙、山水的感叹,表达人生有尽,而山水宇宙无穷,江山轮回,仓海桑田,高山为谷,海底为山,立碑警晓后代,务求超凡脱俗,敬为山水。其胸怀是何等的浩瀚、宽广、大气。后人评价他的这块碑比苏轼的《赤壁赋》意义还大,更有价值。因为苏轼的《赤壁赋》仅仅是纪述了曹、吴赤壁之战的史实,而杜预碑则表达的是对宇宙、自然、人生、包括对文学、思想、哲学的看法,在中国古代文化圈里极为著名。但遗憾的是史料上对这块杜预碑的碑文无完整记载,且在数百年后圯塌于万山潭东侧不远处的汉水中。据《南雍州记》(公元389年东晋武帝始至公元554年梁元帝止的165年间,襄阳侨置雍州)记载,每逢天气晴朗的日子,渔夫樵子常能看到万山潭底的杜碑。唐代诗人杜甫在《回棹诗》中说:“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他以和杜预为同宗的口吻,说杜预碑圯于江底不是杜氏之过,亦赞扬了王粲井依然保存在万山之巅。宋代诗人曾巩在《万山》诗中也说:“解佩盖已幽,沉碑终自伐”,一方面以神女“解佩授珠”的浪漫神话赞扬了万山的古老悠久和美丽,同时对杜碑随着山体圯塌自沉江底表示了无限惋惜。明代诗人曹璘在《春日登万山怀古》诗中也说:“湘妃解佩名空在,杜预沉碑绩已阑,”肯定了杜预碑沉于万山北麓江底的事实。我想,假如清理汉江古河道,打捞出杜预碑,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我们襄阳也将在中华大地上更为出名。 据明朝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襄阳郡志》载:“老龙庙在城西北10里,创自前代,明洪武甲寅(公元1347年)重修。”还说“老龙堤在县西,临汉江西河套,西抵万山计十一里,上有老龙庙,故名。”从这一记载中关于老龙庙与老龙堤的位置关系看,老龙庙在“城西十里”,而老龙堤“西抵万山计十一里”,即龙头堤直抵万山东麓脚下,距襄阳有十一里,而老龙庙未在万山脚下,在距襄阳仅十里,亦即离万山东麓脚下有一里的位置。因此,老龙庙与万山顶上古老须弥寺,而幽兰寺,再保提寺不是一回事,它是专为护佑汉江大堤而“创自前代”的。明末清初倒塌。
关于老龙庙与老龙堤,万山附近有一民间故事,说万山是汉江襄阳段的龙头,巍然屹立于襄阳以西的汉江上游。在建老龙庙前,汉江年年洪水泛滥,即使从“三国时胡烈为襄阳太守,筑堤以抗水”(《襄阳府志》语),“宋元以降,守襄者莫不以堤为安务”,但由于万山这个龙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洪水肆虐更甚,所筑之堤也“累筑累圯。”后襄阳地方官悟出要治江水必先尊万山龙头,于是在万山脚下的汉江堤首始建老龙庙,并称沿江大堤为老龙堤。自此后,万山龙头甚为高兴,欣然以力约束汉水,方使沿江大堤固若金汤,老龙堤外汉江温顺东流,碧波浩渺;老龙堤内一片葱绿,歌舞升平。”
上述故事自然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凝聚着自古以来襄阳人民对万山的敬畏和崇拜。这也是历代文人到襄阳必游万山的原因之一。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和诗人为之赞颂。写下了许多《大堤曲》。南朝乐府曲《襄阳乐》其中《大堤曲》咏:“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儿女,花艳惊郎目,”据说是刘宋肖纲(即南朝梁代简文帝,公元550年至552年在位)所作,在宋梁之际是歌舞,有乐曲伴奏。刘禹锡在游老龙堤时,竞一气咏出《堤上行三首》,其中第三首曰:“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上楼招顾客,轲峨大 落帆来”。李白也写过多首《大堤曲》,其中一首咏叹:“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开窗碧峰满,拂镜沧江流。”孟浩然写道:“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月”。 据附近老农说,在万山与柳子山之间,原有一个无名小山凸(现襄隆景观大道在岗梁制高点的位置,万山砖瓦厂用土挖平后,辟为公路),秦巴古道即是从此无名小山凸以南与柳子山之间穿过,是东进古城襄阳的关隘咽喉,故名柳子关。
考据现地理现状,现襄隆景观大道在岗梁制高点以西的公路并非原秦巴古道,而是正好建于古汉水“曲隈”和故道之上,这只是解放以后和近十几年来公路几度改建的事情。真正的古时秦巴古道路线遗迹尚存,它由西向东穿行于现襄隆景观大道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上,经现职业技术学院办公楼,到原襄阳县陶瓷厂,再爬上万山与柳子山之间的无名小山凸以南,到达柳子关,其柳子关的准确位置应在今航宇公司(原名宏伟厂)大门位置。古时的柳子关并不象今天这样无关隘之险,舒缓坦朗。据地方史记载,柳子关一带原本是榛莽苍苍,陡险蔽野,常有虎狼出没。明朝诗人曹璘在《春日登万山怀古》诗中说万山“南向孤城临汉水,西来大路枕秦关。”在这里,“秦关”即指柳子关,说的是站在万山居高远望,万山东南面向古城襄阳,北临滔滔汉水;自西而来的秦巴古道悠然高枕着柳子关。由此可见,明朝时期的柳子关比自西而来的秦巴古道经过的崇山峻岭要高得多,足见那时的柳子关是何等的壮观、挺拔与高耸;而登上柳子关向东看去,则是居高邻下,至古城襄阳十里旷野,一马平川,更加彰显了柳子关的雄奇、险峻与巍峨。苏轼有诗赞曰:“过关无百步,旷荡吞楚薮。登高忽惆怅,千哉意有偶。所忧谁复知,嗟我生苦后。团团山上桧,岁岁阅榆柳。”
万山及其周边的景点和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诸如汉皋台、羊石庙、太山庙、霸王剑顶……等等,需要我们致力采写和整理。万山是一部读不完、阅不尽的历史文化丛书;万山是一座挖不完、掘不尽的神秘文化宝库;万山是一方写不完、绘不尽的自然风景画廊。它是襄阳人民的自豪,襄阳大地的骄傲,襄阳未来的享受。